897
钱穆（1895～1990）致汤定宇、程天赋夫妇有关吴宓和远避云南的长信
信笺 一通二页（带信封一枚）
1947年3月27日作
识文：定宇、天赋两弟仝鉴：前接定宇来书，云不日赴武大，乃久未得讯，方深悬系。今日得自武汉来书，得稔近况为慰。学风之坏，洵如尊论，然万方一概，固非一隅为然也。此等风气乃学术界自种祸根，亦不得归罪于社会。穆前在北平时固已早瞩其机先，时时作危言，曾不为时所瞭。此次远避来滇，亦因彼众我寡，既不获稍申我意，惟有洁身远避，恐风潮所鼓，断非短时期所能宁定。一校之纷纭，其事尚小，不以厝怀可耳。穆在此一切粗可，惟饭食终不得好办法，身体仅能勉强维持，精神终嫌不够，因此未能安心著述，此亦一憾事也。内人患喘疾，兼以心脏衰弱，时时麻痹，来此极不相宜。兼三儿均年幼，均在高中，今年大小儿毕业，明夏第二儿毕业，后年暑第三儿毕业。若举家来滇，将来于彼辈学业有妨。若放此诸儿在苏，愚夫妇到滇，则又心不能安。至经济问题尚在其次，若为家庭关系，则莫如穆留京沪一带，然私意义又不乐，因此决心一人来此。淑兰相侍有年，彼初意来滇，此于鄙况良为有利，顷留沪上，承弟等关心，极以为感也。匆此，即颂俪祉。钱穆手启，廿七日。
再启者，穆前著《中国文化史简编》，曾有译稿校记数纸在吴雨生先生处，月前有一圅索回，未蒙见复，不知其收到否？恳吾弟特为此事去吴先生处一走，当面说明。鄙意将此数纸取回，烦弟挂号寄来，并向吴先生特致感谢之意为要。匆匆，不另作圅，代为向吴先生道候，至嘱至嘱。又及。
说明：汤定宇、程天赋夫妇上款。汤定宇1941至1943年在齐鲁大学时师从钱穆。同时，程天赋与黄淑兰在华西大学相识。
此为钱穆抗战胜利后所作长信，围绕学界风气、与北平学术界矛盾以及远避云南而作，兼及吴宓、妻子张一贯、黄淑兰，和钱著《中国文化史简编》等，作于1947年3月27日。钱穆时在昆明五华学院任教。
在信中，钱穆谈到汤定宇前往武汉大学任教，钱氏对当前学风不满，并因与北平学术界之矛盾而选择至云南任教。因三子“均在高中”，钱穆选择先期只身前往。当系出于授课需要，钱穆令汤氏向同在武大的吴宓索取“穆前著《中国文化史简编》”“译稿校记”。
据信可知，钱穆1946年重返云南赴任五华学院教职，部分出于与傅斯年等北平学术界的矛盾，期远离北平的政治漩涡和人事纠纷。抗战胜利后，北大亦于1946年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由傅斯年暂代校长之职。原北大教授均在受聘之列，但钱穆未获续聘。据顾颉刚1946年12月16日致夫人张静秋信中有言“现在外边骂宾四的真多，如傅孟真等”，可知当时钱穆与傅斯年等人矛盾已深，因而有信中北平“学风之坏” “彼众我寡”之言。又信有“淑兰相侍有年，彼初意来滇，此于鄙况良为有利”，印证了钱穆初时确有与黄淑兰避居云南之意。
所及《中国文化史简编》，见载于吴宓日记1945年10月5日条，谓“下午钱穆来，出示其近著《中国文化史简编》及全书英文译稿，命为校阅一过。宓厌苦之，允为择可疑处对勘云云”。此书完成于抗战期间，后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题，1948年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QIAN MU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TANG DINGYU AND CHENG TIANFU ABOUT WU MI AND ESCAPE TO YUNNAN
Two pages
Dated March 27, 1947
Note: Dedicated to Tang Dingyu and Cheng Tianfu.
30×20cm×2
RMB: 80,000－100,000
作者简介：钱穆（1895～1990），字宾四，自号未学斋主，改称思亲强学斋，又有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后迁台湾。著名史学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大学、浙江大学齐鲁大学的讲师和教授。
上款简介：1. 汤定宇（1915～1999），字行健，江苏昆山人。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师从陈寅恪、顾颉刚、钱宾四，后入金陵大学研究院，从蒙文通、李小缘诸师。李小缘惜才，资助诱掖。著成《东汉尚书制度考略》。后居香港，任香港树仁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2. 程天赋，原名程成，四川万县人。师从李小缘。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后转学华西协和大学哲学系。1943年入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后协助顾廷龙参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日本追缴流失文物的资料整理工作。1949年后任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任中国古史研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