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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1888～1948）致张佛千有关陈独秀及抗战时局的重要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三页（带信封二枚）
约1940年作
说明：张佛千上款。张为高语罕安徽同乡，时任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
此为高语罕抗战时期作重要信札2通3页，谈到陈独秀、胡宗南、俞墉、王灵均（内子），以及抗战时局、个人行止和心境等，含自作诗一首，是陈独秀行藏和高氏晚年生活、思想的重要见证。未见出版。
据信中谈到“近者宜昌不守”，查宜昌在枣宜会战中于1940年6月17日陷落，结合陈独秀尚在世，则二信当均作于1940年。
高语罕手迹极为少见，此为市场上仅见的高语罕论及陈独秀的书札。高语罕为中共旅欧总支部组建者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者、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国民党二大宣言的起草者、南昌起义的策划人和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的起草者、朱德入党介绍人，曾长期与陈独秀共事，是陈氏晚年重要的革命伙伴与亲密友人。
据信可知，高语罕对当前抗战局势颇为不满，因宜昌失守而有移居西昌的打算，且无心为文，婉拒张佛千的约稿。而张氏约稿意在“争取青年”，表明国民党正试图拉拢高语罕、陈独秀。同时，高语罕为“抗战建国”，向胡宗南推荐新出版的《管子今诠》，可见即使对现实失望，“意气销沉，但求苟全性命”，尚保持气节，坚持抗日，不甘“为虏所禽，为汉奸等所辱”。
信中，高氏谓“独秀现居江津乡下鹤山坪，通信处为江津中国银行寄宿舍转，彼正闭户理旧著也”。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胡宗南、戴笠曾奉蒋介石密示以私人身份去拜访陈独秀遭拒，胡、戴遂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请高代为通融引见。信中，高氏向胡宗南亲信张佛千透露陈独秀现居地及通讯处，或与蒋介石指示笼络陈独秀有关。南昌起义后，高语罕思想上逐渐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许多观点、态度与陈独秀大体一致，1929年11月与陈一同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而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也没有解除对他的通缉。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高语罕暂时逃往香港。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陈获释出狱，高旋自港赴宁，与陈取得联系，此后一直作为陈的代言人。1938年，高随陈入川，隐居于江津县，直至1942年陈独秀逝世，高乃于次年由江津迁往重庆，寄居在《新民报》社长陈铭德家中。
信中所及“在重庆行营在参议名义之下，吃了十个月的闲饭”，指高氏于1938年5月后，在黄埔军校学生胡宗南的帮助下获得重庆行营参议一职事。高语罕早年因积极投身革命被蒋介石批为“黄埔四凶”之一，此后长期遭到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七七事变后，高从香港回宁、沪，曾上书蒋介石表明全力拥护抗日的心迹，并与蒋会晤。同时，陈立夫、张治中、顾祝同、胡宗南等昔日黄埔师生也曾多方斡旋为高谋一职位。
高语罕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抗日战争爆发前，高与陈独秀被同时开除党籍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高氏一双儿女国玖、云玖早年留学苏联，归国后亦遭到当局逮捕，并被迫害致死。写信时高氏虽已离开共产党，但仍然保护共产党人的信仰，然彼时“客观现象在在使我（高）不能强作丝毫乐观，而又不能尽丝帛之力以事补救”，加之其在政治上既“无官守”，而屡行爱国之言责又“丝毫无效”，空余一腔“书生孤愤”，遂生退志守节之想，作西昌避难之念。
西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 ，地处四川省西南部。1939年，国民政府在西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越嶲、会理，均为凉山彝族自治州辖地。
《管子今诠》，石一参著，193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南正街）初版发行。书中提出“管子治国之要有三：理财，明法，治兵，而以道德为本”的观点，高氏对之极为推崇，“读此书三遍”，谓“《管子》实为‘抗战建国'不二宝典”。
GAO YUHAN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ZHANG FOQIAN ABOUT CHEN DUXIU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ree pages
Dated circa 1940
Note: Dedicated to Zhang Foqian.
36×26.5cm×2 32×26.5cm
RMB: 30,000－50,000
作者简介：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号世素，安徽淮南寿县人。中共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中共旅欧总支部组建者之一，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与邓演达、恽代英和张治中被蒋介石称为“黄埔四凶”。陈独秀密友。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稿。1922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执教于北京大学。著有《白话书信》《国文作法》《现代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