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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1867～1900）、林圭（1875～1900）致梁启超等有关戊戌政变及筹备自立军的重要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二页
1899年作
说明：梁启超、重田友介上款。柏原文太郎旧藏。重田系梁启超为林圭、范源濂、蔡锷等人在日本延请讲授日语的老师。
唐才常、林圭皆为梁启超得意弟子、维新派领袖，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杀，二人手迹在市场中均极其少见。
此为唐才常、林圭信札二通，作于1899年，围绕自立军筹备工作、戊戌政变后湖南政治势力的逆转而作，直接谈到陈宝箴（陈抚台）、唐景崧（薇老）、谭嗣同（复生）、谭继洵（敬帅，谭嗣同之父）、熊希龄（秉三）、俞廉三（俞中丞）、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师）、黄忠浩（泽生）、蒋德钧（少穆）、沈荩、龙泽厚（积之）、龙朝翊（赞侯）、柏原文太郎、田野橘次等重要历史人物，是维新派人士自戊戌政变后寻求新出路的重要记录，关乎维新派人士两次极重要的历史活动，意义非凡。
唐才常致梁启超信作于1899年4月4日（农历2月24），备书历经各省活动的艰难及在家乡被旧派人士攻击的情况，谈到戊戌政变后湖南政治势力的逆转、唐景崧与维新派的交往、与谭嗣同的交往及谭牺牲后的家庭成员情况、熊希龄被辞后困居衡州、《亚东时报》有关戊戌六君子之评价、唐氏及其家人之艰难境况等，具可见唐氏公而忘私、为国奋斗的精神。
此信可与《唐才常集》所载 “上江标书”互相参照，可知作于1899年4月4日（农历2月24）。该信作于己亥三月十一日（1899年4月20日），言“乃由桂林取道衡州……二月初二夜，道出江西之袁州，历南昌、九江，仍回翔于沪上”，“秉三居衡，忧谗畏讥”。与此信所及“秉三忧谗畏讥”，“遂以本月初一夜扶病而行，由万载而袁州，而临江，而南昌、九江，今日始安抵沪上”等内容一致。
信件作于唐才常自桂林经由湖南抵沪当日。唐此行乃奉康有为命入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抨击政治守旧分子，继续宣传变法维新。
所及“自八月中旬凶耗迭来”即戊戌政变。信言“湘省近来不大安静”，湘中蜚语谓熊、黄等人“欲造反”，朝廷速练重兵“以防湘为事者，故熊、黄慑不敢动，且日忧祸至”，熊希龄“忧谗畏讥……终日如坐针毡，辗转诘之，惟以静观时变”，由此可知政变后湘省维新派志士意志之消沉，旧派士绅掌握地区控制权，制造祸端，并有火烧钱庄、殴打新派人士，攻击巡抚俞廉三等事，是其时湖南政局变化的重要记录。
另及《亚东时报》第四期所载山根虎之助所作有关六君子的文章《六士传》。谭嗣同去世后，有人将该文与谭父观之，诬为唐才常所作，因文“中有继洵才劣而性贪语，厚其子而薄其父，大不近人情”，致谭继洵对唐才常态度为之一变。此报自第六期（5月4日）开始由唐才常担任主编，陆续刊布文章，宣传变法。
林圭致重田友介信作于1899年12月8日，围绕借日本人名义在湖南建立学校、报馆而作，当为建立自立军、筹备起义而作准备，谈到宗方北平、柏原文太郎等。查《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载1899年11月13日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举行送别林圭等人归国筵会，林圭于是晚离横滨归国，日人田野橘次等五人偕行。据田野称：拟设哥老会中央本部于湖南长沙，为避满清官吏之耳目，让田野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结合信中“假用田野之名，以为学、报二事之保护，因湖南旧党及官府非常横暴，恐为所阻力”等语，可知此信系作于1899年12月8日。
TANG CAICHANG AND LIN GUI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LIANG QICHAO AND SHIGETA YUSUKE ABOUT THE 1898 COUP AND PREPARATION OF THE ZILI ARMED FORCE
Two pages
Dated 1899
Note: Dedicated to Liang Qichao and Shigeta Yusuke.
Provenance: Previously collected by Kashiwabara Buntaro.
119×18cm 50×18cm
RMB: 30,000－50,000
作者简介：1.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 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后创“自立会”，旋于汉口谋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被捕就义。
2. 林圭（1875～1900），又名锡圭，字述唐，号悟庵，化名林杰，湖南长沙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参加谋自立军起义。1900年与唐才常在汉口建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联络长江各省会党，运动防军，参加自立军第七军，任中军统领，驻汉口策划起义。不幸事泄，1900年8月22日与唐才常同时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