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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896～1945） 市场所见最早年信札 致妻兄孙伊清有关搬去东京规划学业的重要家书
信笺 一通一页
1918年10月2日作
识文：树祺近久不通信，不识伊近状何若？此番文本拟往东京一察其行状，既因校课繁忙，又因经费不支，卒不果。相去三百里，无能如何，必不能检察其行为。且树祺对文，又有怨意，若更加以束缚，恐反为所恨。事到此，诚无法可想也。然目下日本物价骤长，白米一斗贵至五元二角，或者留学经费所须，比前稍巨，亦未可知。总之今年一年，文与树祺，断不能共住一处。来年夏，文若能在高等学校卒业，则可投考东京帝国大学。若果能考取，则文与树祺，能共处矣。树祺将来品格、学业之成就如何，文虽不能断言，然就其本性言之，亦非桀恶者，谅必不至大变也。学课余时，当日为作书劝戒耳。长崎被窃事，文已为问究，据伊同船者言，事诚非诬，若然则伊开销谅已不给矣。此信到后，还乞为设法汇寄方佳。目下日本银贱，有中国洋百元，大约能易日本洋百八九十元。若寄钱来，乞以此时寄来为妙。文官费月三十七元，近亦不能敷用，已早通知家中，嘱寄中国洋二三十元来，暂应目下之急，不识亦已寄出否？吾兄若赴县市者，乞为一问。文明年欲西归一次，然能如愿否，尚未能预说也。伊清外兄青鉴。弟文叩。旧八月二十八日，阳十月二日。  
刊载：郁峻峰《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8》，载《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
说明：孙荃长兄孙伊清上款。由郁达夫家属友情提供。
郁达夫此信作于1918年10月2日，为市场所见最早年的郁氏信札，见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
信件围绕郁达夫学业规划、孙伊清长子孙树祺留日学业及品格而作，兼及1918年日本物价、米价危机等事，为郁达夫早年留日时的重要印迹。
信中所反映出来的郁达夫早年经济困顿、长期负笈海外，对其个性和文风有深远影响。
信言“来年夏，文若能在高等学校卒业，则可投考东京帝国大学”，结合落款时间，可知信件作于1918年。据查，郁达夫于1919年7月自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11月中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信中所述看顾树祺和日本米贵事，均可与《郁达夫全集》所载郁达夫1919年夏历七月八日信中所述“树祺日夕过从……所恨者他乡米贵，每食不得食粱肉也”互相参照。
所及“树祺”即孙树祺，小名关绪，孙伊清长子。1917年郁达夫与孙荃订婚后，孙树祺于9月随其东渡日本留学。郁达夫对这位内侄颇为上心，在日期间与孙荃、孙伊清的家书中每次皆有所及。据文章《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8》披露，此侄原为纨绔性情，孙伊清使其随郁达夫赴日留学，乃将其托付给郁达夫，希望能在日本规正学业，磨炼性情。
所及“长崎被窃事”，在同年9月17日致孙荃信中已有提及（“接树祺第一信，谓在长崎失去百元”），所以在此信中特别交代“文已为问究，据伊同船者言，事诚非诬，若然则伊开销谅已不给矣。此信到后，还乞为设法汇寄方佳”，表示郁达夫确实在认真履行孙伊清的托付。
郁达夫在信中前后两次提及当年日本物价暴涨，与1918年的日本经济危机和“大米暴动”息息相关。信中“白米一斗贵至五元二角”，指一斗米需日元五元二角。1918年，日本因多方面原因造成国内物价腾升，米价窜升至每石50日元，最后引发“大米暴动”，致使当时的日本首相及内阁引咎辞职。
YU DAFU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SUN YIQING ABOUT ACADEMIC PLANNING IN TOKYO
One page
Dated October 2, 1918
Publis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 Dafu and Sun Quan in 1918,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issue no. 6, 2015
Note:Dedicated to Sun Yiqing, elder brother of Sun Quan.
Provenance:
Provided by Yu Dafu's family.
36×26cm  
RMB: 100,000－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