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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泰（1823～1875） 致沈葆桢有关治理台湾的信札四通
信笺 四通十四页
约1874至1875年作
说明：沈葆桢上款。
此为晚清福建巡抚王凯泰论台湾治理的重要信札4通14页，围绕台湾攘夷、安民、筹饷、通航、辟土、筑路、开矿、科考、施政、吏治、军务、民俗等内容而作，涉及李鸿章（伯相）、郭嵩焘（筠仙）、刘坤一（岘翁）、李鹤年（和帅、和翁、制军）、李宗羲（雨翁）、文煜（星丈）、葆亨（方伯）、林寿图（颖叔）、夏献纶（筱涛）、吴光亮（霁轩）、袁闻柝（袁丞）、李益林、王荫南、李让礼（Charles W.Le Gendre）等。
此批信札约作于1874至1875年间，早于台湾升格建立行省10年，是清政府重视台湾海防战略意义的早期重要见证，对研究近代台湾地区行政管理、风土气候、科举文教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王凯泰是清末台湾建省前官方委任抚台的最高官员之一，是沈葆桢治理台湾初期最得力的帮手，其主张福建巡抚“省台兼顾”的方案从政治上提升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其在台进行的政治改革和开发建设对促进宝岛近代化有筚路蓝缕之功，为后来刘铭传等理政台湾奠定了重要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王凯泰抚台历时未弥半载，即因积劳成疾，兼以台岛瘴疠致饮食不进，即信中所谓“脾胃未复，中气提不起来，四肢亦复乏力，气体弱耶？湿热困耶？”终于1875年11月8日扶病返闽，17日病逝。
初八日六页长信可与沈葆桢信札互相印证。查《沈葆桢信札考注》有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下旬致王凯泰一札，函首云“奉初八日手教，蒙筹解二十万金”，又云“万寿节，灯彩外不准借端敛钱”。与本目标初八日信中“嘱方伯赶解廿万以备尊处用款……十月恭逢万寿庆典，率土胪欢，结彩张灯”所述情形完全吻合，可知此信即作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八（1874年11月16日）。
廿二日信末有“刘岘翁已放两广”语。查刘坤一于光绪元年（1875）八月二日被升授为两广总督，旋于次年调授两江总督，可知此信写作时间当在1875年9月前后，即王凯泰积劳成疾、为国捐躯的前两个月。信中所及李益林，系候选知县。《清实录》载，光绪元年正月初十（2月15日）饬令李等员弁数人“即赴台湾，交沈葆桢等差遣”。
信中屡及夏献纶（1837～1879），号筱涛，江西新建人，官至代理船政大臣、署福建布政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提督台湾学政，为台湾近化作出重要贡献。光绪元年（1875），王凯泰受命为兼顾福建、台湾两地事务，“拟冬春来台、夏秋在省”。王氏驻省期内，台郡一切事务则由夏献纶主持筹办。《清实录》载同年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沈葆桢奏片曰：“查抚臣王凯泰，已于本月十七日抵台。王凯泰用心之缜密、励行之清苦，胜臣远甚；所有开山抚番事宜，自应归抚臣专办。署台湾道夏献纶于民番情伪了如指掌，可资辅翼，无庸另派大员。”沈对王、夏二人共襄台湾事务的信任可见一斑。
李让礼（1830～1899），又译作李仙得、李善德，美籍法裔，1866年出任美国驻中国厦门领事馆领事，曾多次赴台秘密侦查，并以此撰成《台湾番地所属论》。1872年，李转而投向日本并出任后者侵略台湾的最高顾问。
WANG KAITAI LETTERS
Ink on paper, letter (fourteen pages)
Dated circa 1874-1875
Note: Dedicated to Shen Baozhen.
23×12.5cm×10 23×12cm×4
RMB: 45,000－60,000
作者简介：王凯泰（1823～1875），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轩，号补帆、补园主人，江苏宝应（今属扬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浙江督粮道、浙江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巡抚等。著有《致用堂志略》《台湾杂咏》等。
上款简介：沈葆桢（1820～1879），原名振宗，字翰宇，号幼丹，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晚清重要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编修。历官御史、九江知府、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林则徐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