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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英（1482～1559） 罕见屏风 荷塘纳凉图
设色绢本 镜片
款识：仇英。
钤印：实父（朱）
鉴藏印：松溪珍赏（白） □（白）　
说明：仇英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画史中众体皆能的全面型画家中第一人，苏州职业画坛的兴盛，与仇英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嘉兴项元汴是仇英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仇英曾长住项氏家中，为项氏作画无数，并观赏、临摹历代名画。仇英是典型的画师出身，师从周臣，又曾接受文徵明指点，但是仇英画风的全面性，绘画主题的多样性，远超他的师傅们。纵观他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出他勤于搜集画样数据，拥有一个庞大而丰富的图像数据库，且包含了可观的古画图像，而这一切数据的最大来源，正是项元汴。
本作兼具了古典与现实实用性，这也是仇英受到当时市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仇英《竹院品古》，绘文人雅士聚集在竹院中，欣赏把玩青铜器，品评书画。仇英在画面中巧妙地设置了两扇屏风，并巧妙地将款识落在屏风之上，既是本帧画作地落款，同时也是画中屏风的落款。《竹院品古》中的屏风与本拍品相对比，尺寸比例与画面内容皆近似，大大增加了本拍品或曾为屏风一推断的可能性。同时代的杜堇，曾创作《玩古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也有与本拍品尺寸近似的屏风。
考虑到仇英作为一个面对市场的专业画人，以及《荷塘纳凉图》的画面内容和尺寸比例，本拍品或原为望族家中的屏风，图中央身着白袍的抚琴高士，也不排除是项元汴的可能。
本件《荷塘纳凉图》不仅满足了订制人塑造自我成为野逸高士的愿望，同时实现了观看者亦身处画中。并且通过研究仇英为项元汴所定制的画作，可以看出以项元汴为代表的新贵观众似乎不满足于收藏古典作品，还倾心于推动属于他们的新古典，仇英艺术之全方位表现，恰在此刻提供了最佳配合。本作兼具古典与现实实用性、画面器物陈设自然以及关联现实生活等，在西方美术史研究实用绘画中经常出现的重要课题。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汉宫春晓》卷，卷中柳树画法与本拍品如出一辙，推测本件《荷塘纳凉图》与《汉宫春晓》创作于同一时期。并且可能同样是项元汴订制之作。《汉宫春晓》系项元汴以二百两白银委托订制而成，远远高于沈周、文徵明等作品价格。卷中各组宫女形象皆有古画依据，自唐代周昉、张萱至五代周文矩、两宋宫廷画家等人作品，几乎可以一一指认，体现出仇英强大的摹古和组织安排画面的能力。对比来看，本件《荷塘纳凉图》画面中出现的仕女、青铜器、家具、鸳鸯、水纹等细节，在《汉宫春晓》中都可以找到对应之处。
并且这一时期他为项元汴绘制了许多订制画作。如1547年，仇英为项元汴作《临宋元六景册》，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册后有项元汴题识：“宋元六景，仇英十洲临古名笔，墨林项元汴清玩，嘉靖二十六年春，摹于博雅堂，隆庆庚午仲春装袭。”
画面中出现的题材物象，在仇英其他存世画作中是有迹可循的。如本作画面风格，与上海博物馆《梧竹书堂图》十分接近，同样表现文人高士远离尘嚣的幽雅生活。横卧抚琴的高士形象，也出现在上海博物馆藏《柳下眠琴图》中，并且对比两件作品的柳树，无论是整体的造型，抑或枝干的皴擦、柳叶的勾染，皆十分相似。本作中的水榭造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临溪水阁图》造型一致。本幅画面中室内桌上陈列着文房用品以及造型独特的青铜器，其中青铜器的器型，又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竹院品古》。另外，中央高士身旁，摆置了一张造型独特的木凳，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林图》中，也能看到相同造型的木凳，为考究明代家具造型，提供了图像数据。
此件《荷塘纳凉图》是宋代以来“消夏纳凉”图示的的继承与发展。仇英在图中精心增添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如横卧抚琴的高士，划桨嬉戏的采菱女，不同的人物形象皆活灵活现。如此景象突破凉传统古典文士“纳凉消夏”画意之范畴，使得画面更加活泼，这是对古典主义的再创造。画中表现出的生动意趣，反映出仇英对文人清雅格调的追求，也表现出仇英在刻画文人逸士的潇洒情志和渲染幽雅环境氛围方面,都达到了情景交融的高度和水平。
QIU YING ENJOY THE SUMMER POND
Ink and color on silk, mounted
61×41.5cm  
RMB: 3,500,000－5,000,000
作者简介：仇英（1482～1559），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移居吴县。初为漆工，为人彩绘栋宇，有志丹青，周臣弟子，得文徵明称誉，知名于时。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晚年客于收藏家项元汴家，为之模仿历代名迹，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为明代工笔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