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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 北伐时致蒋介石、张作霖等论共御外侮的重要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约1926至1927年作
识文：北京张雨亭先生，郑州吴子玉先生，南京孙馨远先生，汉口、九江、长沙探投蒋介石先生、唐孟潇先生、陈真如先生鉴：启超与诸公并无一面之雅，今以国家危急存亡所系，不能不贡一言。我国八十余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苦痛，今以国民自觉及诸公努力之结果，各友邦已渐觉悟，各表示有尊重我国合理的要求之意。维其觉悟及诚意之程度若何，未能测断。要之，实外交上千载一时之机也。徒以南北相持，谈判之对手无所适从，则友邦虽有善意，亦或苦于无以自见。启超闻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诸公无论为主义而战，抑为权利而战，至于对外力争国权，则彼此心理一致，此不独启超能为诸公信，即全国人当无不能为诸公信者。今战事最后之全胜为期尚遥，无论南方欲统一北方，北方欲统一南方，恐皆非短时日所能实现，而外人利用此口实以延长不平等条约之命运，则国家受其害者已多。揆诸诸公爱国之本意，宁忍坐视耶？启超今不敢以议和请，并不敢以停战请，惟欲吁恳诸公，将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暂时划作两事，纵使对内战兴尚酣，而对外则采协商合作的态度，双方会推改约全权委员若干人，使在全国民监督之下，当折冲尊俎之任。各友邦见我如此，敬畏之念自当倍增，交涉成功，可操左券，则国人对于诸公馨香祷祝，曷其有极！而不然者，坐失良机，益断国脉，天下万世之责备，其亦必有所归矣。启超以孤介忤时之性，对于诸公之对内政策，既皆不能曲阿，本不宜复以多言取厌，特以事关国命，欲默不能，敬布腹心。伏惟裁择。梁启超叩，庚。
说明：蒋介石、张作霖（雨亭）、吴佩孚（子玉）、孙传芳（馨远）、唐生智（孟潇）、陈铭枢（真如）上款。
此为梁启超北伐时期呼吁国内各大势力共御外侮的重要信札，有多处本款，未见出版，是梁启超暮年意图左右时政的重要见证。
据国民革命军北伐进程，1926年５月后，革命军挺进湖南，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10月，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继而转向江西战场；11月起，占领南昌、九江；次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庆、南京。信稿开篇有“南京孙馨远先生”“汉口、九江、长沙探投蒋介石先生、唐孟潇先生、陈真如先生”等语，可知此信稿当起草于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间。
在信中，梁启超谓非敢调停战事，惟期盼诸人“将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暂时划作两事”，“对外则采协商合作的态度”，改善“八十余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苦痛”。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曾在戊戌变法、护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此番介入北伐战事，当与另一门生蒋百里相关。检《梁启超年谱长编》，1926年12月20日，即此信写作前后不久，梁氏在与诸子女家书中有“时局变迁非常剧烈，百里联络孙、唐、蒋的计划全归失败”之语。所及百里，即梁氏门生、国民革命时期纵横捭阖于革命军及各路军阀之间的蒋百里。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5年9月，梁启超在与长女思顺家书中便提到：“百里现在在长江一带军界势力日益膨胀，日内若有战事，他便是最重要的一个脚色，因此牵连老夫之处亦不少……恐怕我的政治生涯不能不复活，我实在不愿意，但全国水深火热， 又不能坐视，奈何！”同年11月，其家书中谓：“国内近来乱事想知道了……因为百里在南边（他实是最有力的主动者），所以我受的嫌疑很重，城里头对于我们谣言很多……这回卖恁么大气力（许多朋友亦被他牵在里头）”，可知此时蒋氏正为实践其军阀斗争策略而积极活动并广泛借助多方力量。而梁彼时在政界及国民中仍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作为蒋亦师亦友的亲密伙伴，自然成为了后者极力争取的对象。故梁氏此电稿的起草，或即有蒋在背后助力及策动的因素。
LIANG QICHAO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CHIANG KAI-SHEK, ZHANG ZUOLIN, ET AL. ABOUT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Two pages
Dated circa 1926-1927
Note: Dedicated to Chiang Kai-shek, Zhang Zuolin, Wu Peifu, Sun Chuanfang, Tang Shengzhi and Chen Mingshu.
44×30cm×2
RMB: 100,000－200,000
作者简介：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5年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任《时务报》主笔、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清华国学门四大导师之一。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著有《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