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信笺 一张二页
1980年9月28日作
说明: 克里克与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是DNA的发明者，是极具分量的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本拍品附克里克与沃森亲笔签名的DNA图解，颇有意趣。
克里克的亲笔信件较为少见，在西方市场中极受追捧。在2013年，一份有关DNA的克里克家书以100多万英镑的高价成交。
生物学乃是研究生命的科学，而克里克这封重要的信件谈到他对新生命的看法——堕胎问题，他在致Duval先生这封信中通过援引其宗教和社会观念，解释了他对“罗伊诉韦德案（Roevs Wade）”，暨堕胎的道德性意见。:
“I am not a Catholic——if anything I am an agnostic with atheistic leanings——so I certainly do not regard a human fetus as being sufficiently alive that destroying it would rank with taking the life of a mature humanbeing.”
（我不是天主教徒——更多程度上是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不可知论者——所以，我当然不认为胎儿是完全意义上的生命，堕胎也不是杀生。）
上款人在前一封致克里克的信中说道，他在堕胎问题上会尊重他妻子的意见。而克里克用他自己的角度赞同了对方的决定。
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判例象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案那样，在整个社会引起如此广泛和持久对立。由罗伊诉韦德案件标记的堕胎权、胎儿生命权、隐私权之间的抗衡和较量，时至今日仍然意犹未尽。在此案之前，因为宗教信仰，历史延续及习俗的影响，美国近三分之二的州有反堕胎法令，规定除非是为了保存妇女的生命，否则堕胎是违法行为。1970年，两位年轻的女律师、女性主义运动者，打算向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反堕胎发挑战。为此她们物色了一位希望堕胎的母亲做原告，化名为罗伊（Jane Roe）起诉达拉斯市的检察官韦德，因为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令使得她不能在本州岛岛获得专业的、安全的堕胎，她代表本人和其他妇女指控反堕胎法令违宪。此案还涉及其他当事人，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上诉联邦最高法院。 经过两次听证，大法官以以七票对两票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裁决——妇女决定是否为人母的权利应获得最高层级的宪法保护。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AUTOGRAPH SIGNED LETTER AND BOOKLET ABOUT ABORTION
Two pages
Dated September 28, 1980
27.5×18.5cm
RMB: 60,000－80,000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2004），英国生物学家。1951年，克里克与沃森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相识，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他们善于吸收和借鉴当时也在研究DNA分子结构的鲍林、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等人的成果，结果经不足两年时间的努力便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克里克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使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释。1962年，46岁的克里克同沃森、威尔金斯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