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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铜鎏金释迦成道像佛板
MING DYNASTY A GILT-BRONZE BUDDHIST PLATE
尺寸：23cm×18cm
RMB: 1,200,000－1,800,000
在2001年的10月29日香港佳士得拍出了一件高度19.2cm的唐七世纪 鎏金释迦牟尼图铜片，最终以103.5万港币成交（图一）。
这尊佛像为铜板形式，高23厘米，宽18厘米，是目前已知的最大的中国佛教早期样式的佛板。
正面以高浮雕形式雕刻佛像，佛像居于正面中央位置，结跏趺端坐，头部满饰螺发，头顶肉髻如山峰状高高隆起，面形圆润饱满，面部刻画生动写实，双目细长，眼帘低垂，双眉如柳叶般向两侧飞扬，鼻梁挺直，双唇抿起，形象生动自然，神态慈和宁静。佛身高挑挺拔，躯体健硕饱满，衣着柔软贴身，衣纹呈水波状分布，凸显出身躯的自然起伏和变化。从衣纹以及衣扣来看，与隋代的造型如出一辙（图三）。左手横置膝上，结禅定印，右手置于胸前作说法印。佛陀身旁各有一胁侍菩萨，构成一铺三尊的组合形式。二菩萨皆坐于莲花台座之上，头戴花冠，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身饰项圈和臂钏，璎珞飘带垂于莲台之上。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两位协侍菩萨的璎珞和唐代的璎珞相似，开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陀头上有一华盖，两侧各有一座佛塔。双塔的表现形式在早期印度和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十分流行，可能表现过去世燃灯佛和未来世弥勒佛二佛，也可能表现佛陀的福德和智慧两种功德。（参阅2022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上的一件唐永隆元年（680年） 释迦牟尼佛成道像佛板）（图六）佛像下方为仰莲瓣台座，台座下方中央雕一胡人，双手捧博山炉于头顶之上。胡人的造型与北周时期的造型及其相似（图七），两边各雕一狮，狮子的表现十分生动，身躯饱满，肌肉强壮，昂首翘尾，两腿前伸，造型威武凶猛。
从文字角度入手，一边是比丘昙□供养，另一边是比丘僧真供养。比丘：受了具足戒的出家男子称作比丘，昙四和僧真未找到清晰的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昙四和僧真便是两位比丘的法名。经查，用昙字和僧字作为法名或者姓氏的极少，具史料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昙姓和僧姓大多用于作为外来僧人的姓氏。在《高僧传》中，高僧法名“昙、僧”姓的也大多处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初期。故我们能否大胆推测，此拍品就是出自于这个时期。
在佛板最下方有四个乐技，分别拿着葫芦形四弦直项琵琶和梨形四弦曲项琵琶的第三第四乐技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和龟兹石窟中琵琶图像的比对（引用自《敦煌研究》），通过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见琵琶图像型式分期统计表，第三乐技手中的琵琶只出现于隋（423窟）和初唐时期（322窟），而第四乐技手中的琵琶出现于隋至元代。但同时出现的时间只有隋到初唐时期，这也正好应证了比丘姓氏的考证。
同时，在铜佛板周边一圈的连珠纹，也盛行于隋唐时期，这与其他的时代特征相护印证。
由上描述可知，这尊佛像是一尊十分难得的早期佛教造像，整体铸工精细，雕刻精美，佛像造型丰满端庄，气韵古朴生动，充分展现了中国早期佛教在我国中原地区造像艺术的鲜明特点。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此次西泠印社推出的这尊铜镀金佛成道像具有非同一般的优胜特点：其一，它是现存已知的可能是隋唐时期的最大的一块铜鎏金佛板。其二，从工艺水准上说，锤碟工艺虽然材料上要比铸造工艺的少，但却比铸造工艺步序更加的复杂，耗时也更久。第三，在已知的早期佛板中，在工艺水准上能出其右的可谓凤毛菱角。结合比丘的姓氏和琵琶的样式以及佛板的尺寸我们是否可以推断，此件拍品应该出自于皇家之手。其四：此件拍品对研究隋唐时期佛教造型样式的演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综上特点可见，此像兼具极高的文物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又在诸多艺术表现上具有绝对的唯一性，堪为真正意义的稀有难得的孤品，值得广大的佛像收藏及爱好者特别关注和珍视。
参阅图一：香港佳士得2001年秋季拍卖会，尺寸19.2cm成交价103.5万港币。
参阅图二：隋代造像，上海博物馆藏。
参阅图三：佛光山寺 北齐佛首。
参阅图四：引用自《敦煌研究》。
参阅图五：引用自《敦煌研究》。
参阅图六：2022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唐永隆元年（680年） 释迦牟尼佛成道像佛板。
参阅图七：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参阅图八：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
参阅图九：隋金铜五尊像，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参阅图十：锤揲说法像，日本根津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