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西泠拍卖携众藏家以一手的抗战文献为志纪念。继上半年与复旦大学成功合作《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本秋季西泠拍卖将再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联合，推出同类之公益手稿展览：《崛起之路——中国近现代对外交往文物展》。

抗战史不仅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也是在这个逐渐全球化的世纪里，与外族抗争、与外国交往、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抗战的成因与过程，均与百年屈辱的对外交往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将扩大单一的抗战文物，追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交往的史实，以重大外交事件为线索，以重要外交人物为节点，从这些历史的尘埃中，更切肤地体味中国的抗战，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

部分展品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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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流亡日本遗臣（十七世纪中叶）  称水轩唱和诗卷
绢本手卷  747×34cm

说明：
此为罕见的明末流日遗臣所书诗卷，因上款人大胡词宗获赠称水轩，众人唱和。作者包括林时亮、刘东阁、林道荣、顾长卿、林丰高、刘道昌、高春忠、黄公溥等十数人，地点当在日本当时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长崎。
此卷不仅是明末遗民文化及中日交流的绝佳见证，许多并不常见的题咏形式（如联句）、书风书体（如印刷体）更是书法交流史的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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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第一位访华使团团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  罕见亲笔信
一通一页  18×14cm   

说明：
马戛尔尼使团是英国第一个访华的使团，在中西交流史上有里程碑意义，也是西方对待中国态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792年，为了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促进通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马戛尔尼为出使中国使团团长，率团访华。在此行中，马戛尔尼受到乾隆皇帝亲自接见，并曾多次与和珅会晤，得到隆重对待，但所提任何要求几乎都被驳回。
马戛尔尼使团看似无功而返，在英国却造成一时轰动，而使团成员斯当东、巴罗爵士以及随行画家亚历山大等的传世著作，更将此次中国之行的见闻告诉世人，使使团的影响力不断在后世发酵，以至后世西方学者往往将此次英国使团中国之行，视为中西外交、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如佩雷菲特即以此为基础，写成《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
此信为马戛尔尼致康沃利斯•扬（Cornwallis Young），马氏文献对研究中西交流意义非凡，亲笔手稿却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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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期间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有关阐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要亲笔信
一通一页  25.5×20cm
1841年11月26日作

说明：
此为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对《波士顿寰宇报》即将发表自己的讲稿《论英中战争》而作的覆信。该信体现了西方重要领导人对鸦片战争最直接而及时的认识，也是研究美国早期对华立场、梳理中美关系史的重要文物。
在信中，亚当斯强调了自己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看法，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对“公正”的认知之上，以表示自己在鸦片战争中的中立态度，并引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名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因被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亚当斯在“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字样下加下划线，同时在“平等”一词下加双下划线予以强调。然而，亚当斯曾将鸦片战争比作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提出“战争的起因是叩头”，并在其任内与中国签订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可见其真实态度是偏向英国的。
写作此信时，鸦片战争已爆发一年多，英军北上攻陷宁波，中英双方正僵持不下。亚当斯时任国会衆议员，并在马塞诸塞州与新英格兰地区频繁演讲。次年，《南京条约》签订，公正的天平倾向了另外一端，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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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侵华上将——哈利•劳森（Admiral Sir Harry Holdsworth Rawson，1843～1910）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日记
洋书一册  18.6×12.3cm   
1858年作

说明：
本册日记由英国海军上将哈利•H•劳森写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涉及大沽口战役、《天津条约》的签订等等，煌煌百余页，且从未发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社会史与英国海军研究的重要史料。日记保持原装封皮。
日记从1858年1月15日起始，作者加入皇家海军不足一年。劳森所在的战舰停靠香港与广东沿海，随英法联军北上。其船长是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乔治•金（George King，1809 ~ 1891）。在5月的日记中，劳森详细记述自己参加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的经历，并有时任英国驻华专使额尔金登舰会谈的记载。5月20日战役当天的日记多达二十三页。当年6月，劳森所在舰队从渤海湾南下，清政府分别与法、英、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而两年后，在劳森日记中主张“不希望造成伤亡”的额尔金断然下令火烧圆明园。
日记还记载了少年劳森在中国的所见见闻，既有对时局的评论，也夹杂着远东风土人情的描摹。记述文本清晰，时而天真、时而严谨，是宏大历史事件背后鲜活真实的个人叙事。在同册中，劳森还抄录了自己1858年6月至1859年4月与家人及友人的通信，多数写于南下途中及香港。尾页起，又录有歌曲十首、通讯地址簿、船员清单、收信记录等同期资料。
哈利•H•劳森（Admiral Sir Harry Holdsworth Rawson，1843 ~ 1910），英国海军上将，巴斯勋章、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获得者，共济会会员。出生于英国兰卡郡，毕业于伊斯曼皇家海军学院及马尔波罗学院。1857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在英埃战争期间任主运输官、领导贝宁远征，担任新南威尔士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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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恭亲王 奕 訢（1832～1898）、盛宣怀（1844~1916）、王 韬（1828～1897）、王文韶（1830~1908）、伊藤博文（1841～1909）等  
景星帖
册页（五十四页）  33.5×26cm（册页尺寸）

说明：

此为晚清中日政要、文化名人，致石黒一青、蕴所诗词书画册，人物极一时之选，蔚为大观，且多数经历晚清洋务运动及甲午海战，是中日之间政治冲突和文化交流并行不悖现象的重要见证。
册页作者包括：洋务运动首领、首任领班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淮军、北洋水师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沈桂芬，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清代著名外交家、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洋务运动时期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宝鋆，有“同光中兴”第一代宰相之称的沈桂芬，晚清思想家王韬，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王文韶，近代政治家、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一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日本近代史上的外交官、汉学家井井居士，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及汉诗词作家森槐南等等。
册页多用日本材料写就，保持日本原装。签条亦由日本近代书道之父、日本明治时代最著名书法家日下部鸣鹤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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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批、康同璧（？~1968）书《欧洲十一国游记》之《挪威游记》手稿
线装书一册（六页）  29.5×27.5cm（书籍尺寸）
著录：1.《欧洲十一国游记》，康有为著，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版。
2.《列国游记》P247~25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说明：

此为康有为批、康同璧（？~1968）书《挪威游记》五页，以康有为为第一人称，记述康有为在挪威旅游经过及观感，通篇毛笔，弥足珍贵。且此手稿内容比通行版更多出一页，似为《挪威游记》补记，意义更自非凡。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遭到通缉，遂流亡海外，一面作政治宣传，博取国际支持，一面考察各国制度并作游历，后将此次经历形诸文字，写成《欧洲十一国游记》等书。挪威即为其此次游历中的一站，康有为于1904年抵达此地，曾勾留数日，游览博物院、画院、百戏园、公园，过王宫、议院，并借挪威不得独立之事表达对当时弱肉强食事态的不满。
附有冯其庸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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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甲午海战后第一条铁路——卢汉铁路，及粤汉铁路、津古铁路、正太铁路、沪宁铁路等  晚清重要铁路干线图纸原稿及相关材料数百件
图纸、文件、信札等数百件

说明：

此批铁路图纸原稿是有关清末洋务运动、实业建设以及中西外交的重要文献，且根据这些图纸建成的铁路至今仍嘉慧人民。其中，卢汉铁路为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准备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重要标志。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卢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通，即今京广铁路，是我国最重要的南北铁路干道；沪宁铁路民国时因南京为首都，亦被称为京沪铁路，目前为我国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津古铁路为津山铁路（天津至山海关）中由中国铁路公司承办的路段，与其同线的唐胥铁路为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矿山铁路；另正太铁路为山西最早的铁路。皆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铁路干线。
这些图纸上记述了一大批洋务运动重臣及外国使臣的姓名：最早的时候，铁路经李鸿章、张之洞、胡聘之、锡良等晚清要员奏请，得清政府同意后，由盛宣怀等担任督办大臣，主要通过与英、美、比利时等国签订合约，藉助外资和外来技术人员，进行修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汇文书院首任院长、南洋公学学监（校长）、文物收藏家福开森，清末内阁中书、盛宣怀幕府吕景端等，皆亲历其事。
总计如下：卢汉（卢沟桥至汉口）、粤汉（广州至汉口）、川汉（成都至汉口）、津古（天津至古治）、正太（正定至太原）、吉长（吉林至长春）、沪宁（上海到南京）、张绥（张家口至绥远）。其中，单粤汉铁路即有近三百页，囊括了福开森所作信札，以及由其调查所得美国合兴公司建设粤汉铁路人员和费用清单等，足证材料之丰富、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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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1859～1916）、曹汝霖（1877～1966）、伍廷芳（1842~1922）、胡惟德（1863~1933）、孙宝琦（1867~1931）、顾维钧（1888~1985）、陆征祥（1871～1949）、徐树铮（1880~1925）等  致唐在复信札公函一批

说明：
此批致唐在复信札，书信者除了大总统袁世凯外，多为名极一时的外交家，时间跨度从1898年至1925年左右，涉及国际联合会、华盛顿会议、中俄恰克图会议、中日沪上停战协定等一系列外交事件，是上款人唐在复外交生涯之长期累积。唐在复曾任清末驻法、俄、荷等国使馆头等参赞官，民国外交部祕书、驻意大利公使，是有关当时中西局势及对外交往的重要文献。
附顾维钧、唐在复（执笔）任职国际联合会期间呈大总统报告二十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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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887～1975）  有关中美建交与台湾政权的长篇亲笔文稿
文稿十页（附中英文资料一函四种，及文书复印件）
1970年作  27.5×12cm×10

说明：
此为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连续进行华沙会谈后，蒋介石致尼克松亲笔信札底稿十页，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重要史料。附此文稿之批校稿、誊清稿和英译稿十九页，及1972年1月尼克松行将访华时，尼克松、蒋介石往来函件及译文打印件十一页。
自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尼克松就开始试探同中国官方进行接触的可能性。之后，鉴于二战后中国在美、苏、中、日、西欧多级结构中的作用，以及美国试图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尼克松政府多次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在中国方面，自中苏交恶以来，我国面临着被世界两大超级大国夹击的风险，而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更将中苏边境冲突推至极点，中美之间矛盾、冲突的一面降至次要地位。在此机缘之下，中美重开中断了近二年之久的华沙会议，于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连续召开中美第135、136次华沙会谈。
华沙会谈是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两国高层主要的联络方式，而这两次华沙会谈的召开又颇具戏剧性。1969年12月，中国驻波兰外交官李举卿和骆亦粟应邀参加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会后，美国外交官追着李、骆二人，表达了想见中国代办的意思。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直陈美国大使见到了中国大使馆负责华沙会谈事务的官员，并向中国方面传递了一份关于会谈的重要信息。对此，中方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最终决定于1月20日再中国大使馆保密室进行第135次华沙会谈。为了做好应对工作，我国外交部甚至还火速从“五七干校”召回有参与华沙会谈经验的钱永年和叶维贤。
蒋介石显然对中美这一次的接触极为重视，且“极为骇异”，于是亲自草拟致尼克松函件。在信中，蒋介石罗列了六大要点，历数中美不当接近之理由，破坏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由于系草稿，蒋介石行文非常简洁、扼要、直接，言辞时或激烈，可见其内心之激荡，这些俱在之后的批校稿和誊清稿中得到了润饰。从草稿到批校稿以至翻译成稿，期间修改不下三次，足见蒋介石对此文件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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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898～1976）  有关新中国争取联合国席位的重要信札
一通二页（中共人民政府政务院便笺）  19×9cm×2
约1949年作

说明：
此为周恩来致原毛泽东祕书、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信札一通二页，附建国初期政府人员安排等文献三页，是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文献。
将此信与《周恩来年谱》对照，可推知信件当作于1949年11月15日。信中所谓“附上电文两件”，指的是致联合国祕书长特吕格弗•赖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洛斯•罗慕洛函。在这两份电报中，中共向联合国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事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取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斗争。由于胡乔木时任新闻总署署长，故周恩来指示将文件交胡氏发表。
另一方面，信中所述“安南问题”，既关乎存在于1949至1955年的法国傀儡国家——越南国，更与当时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部队撤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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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898～1976）、贺  龙（1896~1969）  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度友人合影签名照
照片二帧（其中一帧有签名）  30×24.5cm×2
1957年1月1日作

说明：此为周恩来、贺龙参加万隆会议、对东南亚五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于印度拍摄的大幅照片二帧，其中一帧同时有周恩来及贺龙签名。
在此行中，周恩来发表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接见了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与班禅，并促成达赖次年回到西藏，对于我国与东南亚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及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有着重要意义。这两张签名照即是这一行程的重要见证。
照片上周恩来所署1957年1月1日，是这次东南亚五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当天上午，周恩来在贺龙、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陪同下与达赖谈话，指出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不谈改革，并指出：希望西藏尽快成立自治区。达赖表示最迟1958年初自治区可成立。下午与尼赫鲁总理继续会谈，并同达赖方面几位负责官员谈话。当晚周恩来一行离开新德里回国。除周恩来签名外，照片背面签名Shri K. Shumsher，右下角钤有印度新闻信息局摄影工作室印章。
两帧照片摄于加尔各答前总督府，照片中人物分别为：
照片一：一排左一为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右一为贺龙，右三为周恩来。
照片二：一排左一为印方司机，左二为周恩来，左三为中印文化专家帕兰杰毗（V. V. Paranjpe，中文名白春晖），右一为贺龙；二排左一为赖嘉文，左三为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右一为乔冠华夫人，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龚澎，右二为大使夫人姚淑贤；后排居中为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