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世上仅存的，唯有这粗犷激越的歌声。这种声音这种状态我寻找了多少年...我明白了多少年来我一直被什么所迷恋。我看到了真实的人。我懂得了该如何去歌唱”。—— 段正渠

2015西泠春拍  段正渠 东方红
布面 油画 1991年作 125×150cm 

■艺术的历史是不断涌现又不断更替的过程，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可谓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产生了一批标志性作品，在精神文化领域引导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见证了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作品罗中立的《父亲》，例如朝戈的经典力作《敏感者》，再例如段正渠的此件《东方红》。中国油画塑造了不少经典的农民形象，这个时期，艺术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更为鲜活，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朴实的人性魅力。摆脱了之前一味的怜悯、同情农民的疾苦；或是高度歌颂、赞美劳动人民的激进笔调。

■提到农民，人们脑海中多半浮现出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形象，正直壮年皱纹已经爬上眼角和眉心，一双手则是暴着青筋，厚实又布满了老茧。段正渠眼中的农民形象却颇为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喝着自家酿的米酒，味甘而色浊，后劲颇大，酒喝到酣处便高歌一酸曲儿，明明是高亢的音调，却有着百转千回的花花愁肠，直唱到了人的心中去，让人听得禁不住鼻酸发汗。他们不是低下头凝视着土地与作物，也不是惆怅的仰望天际祈祷风调雨顺，而是目光凝实，意志坚定，浪漫多情，壮怀激烈。以段正渠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要把握与表现的是：“对农民的喜爱和尊重，对朴素和单纯的向往，对生命力的赞叹以及对蛮荒和神秘的敬畏”。

■段正渠是高产的实践者，在与陕北结缘之前，他就能够驾驭不同的绘画风格。转变从1987年的春天伊始，段正渠去陕北写生，在逐渐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气质。他揆情度理，将乔治•鲁奥式的深沉、庄严与乡间的拙朴趣味巧妙结合。使画面载有厚重感又不失生动鲜活，极具视觉冲击力。他寓情于景，用粗放、写意的笔触，强烈感性的色彩抒发自己对陕北的主观感觉。这种个人色彩鲜明的绘画语言一直持续至9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受到陕北民歌的母题影响，蓬勃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不甚枚举，诸如1987《山歌》、1989《红崖圪岔山曲曲》、1991《东方红》、1996《天底下唱歌》等名作皆描绘了农民放声高歌的情景。

1991年 中央美术学院画廊   段正渠（右一）与段建伟等在展览海报前

■布面油画《东方红》始创于1990年3月，在次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的“段正渠段建伟油画展”上，它的面世一下就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事实上，歌曲《东方红》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革命颂歌，同样的曲调在民间存在不一样的歌名与歌词内容。诸如《荞麦花》、《骑白马》、《移民歌》等等。段正渠对这首陕北名曲情有独钟，听过歌手王向荣所演绎的各种版本。当他决定将这首经久不衰的魅力情歌展现在画布上的时候，他谨慎地绘制了草图，通过修改使心中的构想开花结蒂。草图的绘制展现了画家最初的巧思妙想：这是一个主人公位于画面右侧的中近景。人物的双手背在身后，仰面高歌，背景红色的基调在点题的同时应和着他激动的情绪，黑色作为阴影勾勒出他身后起伏不平的土地。令人影响深刻的还有他额发上的那一抹白，白头巾羊皮袄揭示了他的身份——一位地道的陕北农民。画家的创造力与决断力则在成品中逐一显现：这位农民歌手的形象被塑造得更为生活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处于画面的中心，正面对着观者，迎着朝阳一路高歌前行。背景的红黑二色将画面一分为二，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一股原始的自然魅力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身处梦境之中。

■段正渠在色彩的把握上有其独到之处，他的色块分布大胆简约，合乎情理又总是在意料之外，他善用黑色来烘托神秘的氛围，对他而言，红色与黑色的配色组合是“将压抑和激情扭结在一起，混合成一种涌动的力量”。画家在《东方红》中对白色的运用极为抢眼，泛着粗糙质感的白色是他笔下主人公农民身份的象征。这种特质令人联想到“白”字的诞生（甲骨文）与人类劳动行为的密不可分。它是人类指甲盖的形状，是劳作人的手被黑色的泥土覆盖后指甲显露出来而被人所认识的色彩。

■整幅画作层层叠加的色彩与感情浑然一体，饱满而有张力。腼腆淳朴的陕北老农，在酒精的作用下，展现出自己热爱生活，追求单纯的感情世界。画家与这种复杂心理的共鸣使这幅画成为经典，体现出一种精神的、人性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