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西泠春拍  段正渠《东方红》 
布面 油画 1991年作 125×150cm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乡土想象，依附于本土政治和艺术思潮的流变。旱降丰荒里，隐含了多少人伦关系，乌托邦的寄托，难离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兴味。架上，足下，原乡神话游走滋生，追认着地形地物，开发出莫大的富源。

2015西泠春拍所呈新中国美术重要“坐标性”作品——段正渠《东方红》，睽违四分之一世纪之“中国特色表现主义”，将以夺目姿态再现藏界视野，用神话般的方式，阐述普通生命可能经历之光耀，寻找学海中或错失的天象人间。

此篇作品（我们更愿意用此篇而不是此幅）以激情的神性真实，在可观看性之上，饱含了丰厚的可阅读性，将我们推送到代艺术原乡特征下所显示的自我对话关系中。红日高透，给予了重估历史轨道的动力，激发出重建生存意义的抱负。以自我审视的精神换量，驰向探求原乡的终极认知。

之所以将段正渠《东方红》称为“坐标性“的人物与作品，是因为二者在中国当代艺术乡土主题谱系演变和相应的表现形式谱系演变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左翼民主启蒙发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演义，原乡在近现代中国百年叙事逻辑中，是一个持存的景观，充满了知识分子个人理想或政治憧憬的投射。在对农村和农民的艺术表述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代人的思想印迹。

从中国美术发展史横向比较，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籍罗中立《父亲》直击心灵的真挚之势，“乡土”绘画迎来内部创作轨迹的嬗变。正如段正渠《东方红》、朝戈《敏感者》等重要作品出世，中国特色的表现主义以觉醒中的个性自由和对自身的情感尊重，表达着对生命的敬畏，并一举重塑艺术的批判力。

作为现代文明的对应存在，原乡虽然有着看似共享的对象，比如淳朴的风物，奇情异趣的人事，但是不同代群的知识分子对此显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感怀和文化想象。《东方红》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悄然复归的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冲突母题，表现出与崛起的大众文化不同的心理结构。

段正渠以可观的独到之才，将其魂牵梦萦的中原奇景，带出乡野奇谈与高度个人想像间的复杂感觉。一方面以采风式的勤恳态度，为中国现代文明“开发”了一处故乡，一面又以强烈的色彩和扭曲有力的线条，摇动所据之描绘的传统。

原乡召唤从政治文化神话转向自我意义征逐，久居城市如何与土地再发生原始的联系呢？

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沈从文以次的原乡作者，常视时间为回返过去一偿乡愁的最大阻碍。以往在乡愁里，都隐含着时间消磨的力量。而段正渠作品却展现出奇特的“空间位移”性。在他的游走中，一连串原乡神话得以置换再生，叙述者用幻想重回过往情境，替代先民上演传奇，以“穿越性”的姿态，暗示了原乡叙述行为的症结。

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所带来的偷天换日式的浪漫想像，我们可以在莫言/张艺谋的《红高粱》里看到，可以在君特·格拉斯/施隆多夫的《铁皮鼓》里看到，那种既亲且疏的演绎。

想去的地方，去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