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收藏门类中,青铜器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历史感、最具文化内涵、最顶级的收藏。在这个收藏门类中,如觚、爵等器物一样,尊并没有自名器。尊彝合称又是商周青铜器的统称。它的命名大致始于《宣和博古图》的分类。尊单列一类,其中虽有少部份觯、壶、罍混称尊外,大多数器形与今所称尊为一类,之后便一直沿用此说。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中称尊为:“一种大而圈足的盛酒器”。如果尊作为一种酒器的的话,它的出现相对爵、斝较晚。在商代二里冈上层墓葬中出现,常与鼎、觚、爵、斝组合共出。二里冈时期至殷墟四个时期尊的造型由小口、深腹,接近罍的造型逐渐向喇叭口、修长、腹微鼓的无肩觚形尊的方向发展。“无肩觚形尊”也是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对西周早期盛行的青铜尊的形制概括。
尊这一器物从出土发掘来看,出现在商代二里冈上层,由于酒文化的盛行和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发展,殷墟时期青铜尊出土的数量开始变多,殷墟一至四期的酒器组合中多有尊。一般出土于较大型的墓葬中,可见在礼器中尊的重要地位。至殷墟四期,一些小型墓葬中尊开始比较多出现,说明尊在权力系中由高至低的扩展开。它的出土数量和重要性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但作为一种酒器和礼器随着时代观念和礼仪制度的改变,其使用和制造的数量也随之变化。从历史角度来看,商人饮酒之风与敬神的观念联系起来,而周代对商代亡国的经验总结中最重要一条是商人喜酒过度。所以在《尚书》中还有传为周公所作的《酒诰》。在祭祀、礼器的使用上酒器也逐渐淡出,粢盛器随之兴盛。尊的数量也随之减少。西周中期在中原地区一段时间青铜尊甚至有短暂的消失,但在西周末年、春秋时期又重新出现,一直到西汉仍然有很多尊的造型。在《出土商周青铜尊研究》中,张晓丽称:“作为盛酒器,青铜罍、瓿、彝、卣等在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便消失,只有尊自商代二里冈上层出现至西汉消亡,伴随着整个青铜酒器的发展、兴盛、衰落,其地位始终没有别的器物能够代替,这与尊代表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
西周早期• 子尊高:26.5cm口径:20.5cm足径:14cm重:7963g
来源:1972年7月1日苏富比(纽约)拍卖会的1号拍品及1979年11月2日苏富比(纽约)拍卖会的230号拍品,为切斯特·戴尔和多利·卡特私藏(Collection of Chester Dale and Dolly Carter. Sotheby's New York, 1st June 1972, lot 1. Sotheby's New York, 2nd November 1979, lot 230. )
出版:埃莉诺·冯·埃德伯格,《贾斯特·戴尔和多利·卡特私藏中国铜器集》,第63页,阿斯卡纳出版社,1978年(Eleanor von Erdberg,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hester Dale and Dolly Carter, Ascona, 1978, pl. 63. )
这件青铜尊,器型规整,喇叭口,腹稍鼓,圈足,腹部的曲率较小,呈现接近觚的造型。腹部雷纹为底,谨细精美,上饰饕餮纹,两侧并有龙纹,腹部上下分别有两条、一条弦纹。埃德伯格认为,该尊极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1021年间作。此器与1967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M1:16潶伯尊极为相近,腹部微鼓、喇叭口、腹部微鼓、高圈足外撇,颈、足各有两条外凸弦纹,腹饰兽面纹,圈足内底铭六字,为“潶伯作宝尊彝”,为西周早期成王、康王时期。这一造型还有台北故宫所藏士卿尊、上海博物馆藏父壬尊,与此尊无论造型、纹样及铭文都极为类似。
尊腹底铭文“子作父丁尊彝”,其中的“ ”字为族徽为父丁所作,其铭文方式也是西周早期的风格,书法雄肆清劲,仍有商代晚期的遗风,而穆王之后随着礼仪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和严格,早期金文的瑰异雄奇已失而略带拘谨。从铭文方面来看更能确认此器为西周早期的器物。
这件青铜尊来源于1972年7月1日苏富比(纽约)拍卖会的1号拍品及1979年11月2日苏富比(纽约)拍卖会的230号拍品,为贾斯特•戴尔和多利•卡特私藏。并出版于:埃莉诺•冯•埃德伯格,《贾斯特•戴尔和多利•卡特私藏中国铜器集》,第63项,阿斯卡纳出版社,1978年。
正如张晓丽所说“尊代表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今日所说的尊贵也是以尊为喻。宋代博古时盛、复古而兴,目前我们还能看到藏于北京故宫的宣和三年所制用于方泽坛的礼器“宣和尊”。可见尊确实是有着长久的文化脉络和收藏地位的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