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题唐写经《妙法莲华经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

图录号: 75

估价RMB: 28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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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于右任题唐写经《妙法莲华经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
唐写本
1卷 黄麻纸
鉴藏印: 右任(朱) 常熟顾坤一(朱) 家住补溪夫容庄(朱)
提要: 是经首尾俱全,存五纸,乌丝栏界,行十七字,书风流利而不失法度。卷末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于右任墨笔题观款。旧托裱,绫面镶边,保存完好。常熟名中医顾坤一旧藏。
[YU YOUREN] SADA APARIBHUTA BODHISATTVA OF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Vol. 20) Manuscript in Tang Dynasty
1 scroll
经卷: 24.3×155cm
RMB: 280,000-350,000
跋者简介: 于右任(1879~1964),名敬铭,字右任,号神州旧主、太平老人,斋号鸳鸯七志斋,陕西三原人。擅诗词,精于书法,富藏金石。同盟会会员,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等职。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
王勃(650~676),字子安,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人物。王勃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八岁,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妙笔华章,却亘绝千古,至今为人所称颂。杨炯在为《王子安集》所作序文中赞叹曰: “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
关于王勃文集,新旧《唐书》、《崇文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书目皆著录为三十卷,宋《郡斋读书志》、元《文献通考》则为二十卷,洪迈《容斋四笔》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见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无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献中也未见王勃集之片纸只言。今所传者皆为明清人搜辑重编,如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张燮辑《王子安集十六卷》、清光绪九年(1883)刻蒋清翊辑《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等。王勃集原本究竟是三十卷还是二十卷,倘若仅据中国传本,实难定论。
庆幸的是,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写本残帙四种(均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它们为解决这一疑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四种残本分别是:
1.上野本: 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日本国寳。
2.富冈本: 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状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书信、祭文四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寳。
3.神田本: 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4.翰墨城本: 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之《陆录事墓志》(存三行),静冈县热海市MOA美术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上述唐写本的前三种,罗振玉在内藤湖南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下陆续校勘影印,第四种翰墨城本于1979年影印出版,日本学者道坂昭广近年研究定为王勃集佚篇。此四种唐写本乃同一写手抄录,旧藏于日本千年古寺兴福寺(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纸面有“兴福传法”朱文印),背部皆有平安时期日僧手写戒文。正文中凡提到“华”字处皆阙笔,据内藤湖南考证,是避讳武则天祖父谥号,且写本中未采用武则天时期制字,故其抄录时代应当在武则天确立则天文字(即690年)之前,约在唐垂拱至永昌年间(685-689),比正仓院宝物中庆云四年(707)题记的王勃《诗序》还要早二十多年,距王勃去世仅十余年,故为王勃集现存最早的写本。此四种所存卷次为二十八至三十,这也证明了两《唐书》、《崇文总目》等书目所载《王勃集》原编为三十卷的史实。上述论断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此次西泠秋拍中的这件《王勃集》残卷,纵25.2cm,横21.8cm,存十二行,每行十四至十五字不等。乌丝栏界。楮纸色偏灰白,有虫蛀。纸背为平安时期日僧书写戒文,复经日本皮纸托裱(与其它四件写本相同)。从书法、内容、纸张、行款、尺寸、背部字迹、保存状况等方面仔细比对,可知此卷与日藏四种唐钞本为同一写手,且与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属卷二十八。文中有“又迁杨府録事”之语,为志主最后终官,又有“縂章元年”字样,与王勃写作时代相合,故推测此残篇当即上野本佚失的《陆录事墓志》。此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极爲珍贵。
此卷书法结体紧凑、圆劲有力,犹存魏碑笔意,为初唐时期之书风。诸家于卷二十八、二十九多有评论,皆可资参考。如杨守敬《留真谱》(卷九)据日本《聆涛阁帖》刻入卷二十八之十一行,云其: “书法古峭,出《文馆词林》上”,内藤湖南跋“上野本”云: “其书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显㑺碑》(即《敬使君碑》)、《杜文雅造像》遗意”,杉村邦彦认爲唐钞本王勃集: “在字体瘦细,线条运笔开阔及摆出向势,右肩略低的厚重结体方面具有特征。”(《唐钞本·王勃集》提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勃集残卷除唐人的时代气息外,尚表现出北朝碑刻的特征,我们认爲这一写卷当出自中原地方善书人之手,故其纸张、书写风格与现存敦煌写经有着明显差异,与日本的古写经及文人书法也迥然不同。其全卷或即遣唐使携归日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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