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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1897～1971）凝望图
设色纸本立轴
款识：雷婆头峰寿指墨。
钤印：潘天寿印（朱）
PAN TIANSHOUA BIRD ON A STON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92.5×34cm
RMB: 800,000－1,000,000

作者简介：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别署阿寿、懒道人、颐者、雷婆头峰寿者等，浙江宁海人。现代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曾任国立西湖艺术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国立西湖艺专校长。1959年出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并于次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副社长。出版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潘天寿美术文集》、《潘天寿诗存》及各种版本的《潘天寿画集》、《潘天寿书画集》等。

《凝望》及其来龙去脉
◎胡西林
潘天寿绘鹰科题材的作品，秃鹫以外，常见的还有鹰、鱼鹰等等，其它像八哥、山鸟之类也是他喜爱的禽鸟题材，表现手法则既有笔墨，也有指墨。《凝望》未署作年，画面呈现是一丬长方形的奇崛盘石上一只山鸟匍歇端顶。盘石很大，约占画幅的五分之四位置，以指墨勾勒的轮廓线时断时续，折角分明，更有大小深浅不一的湿墨苔点各择其位，连串成片。行书款题“雷婆头峰寿指墨”沿盘石右侧竖题——此处恰好是画面的出血处（出血，印刷术语，指画心超出版心），一溜行书在这儿挡一挡，一方面与盘石形成合抱之势，另一方面使整块盘石愈显方峻、墩实和富有重量感。山鸟匍歇端顶，侧身作观望状，颇有一种闲趣。但是山鸟是甚么鸟不得而知，比对潘天寿相关画作也未得其名。比如，潘天寿纪念馆收藏的那幅作于1954年的《欲雪》，以及1965年绘赠霍士廉的《双憩图》，所绘之鸟都与此鸟相类，但是两幅画一名《欲雪》，一名《双憩》，题目中都没有涉及鸟名；1966年初夏，潘天寿作有一幅“乐清灵岩寺屏霞嶂前所见”的画，上绘一石一鸟，取名《岩乌》，那鸟与此轴所绘相似，但是鸟喙稍长并且略微尖些，似乎也不是同一种鸟。曾见过江寒汀一幅取名《山马》的花鸟作品，所画之鸟与此轴最为相似。1961年湖州王一品笔庄曾精制一笔，山羊须毫，笔名为潘天寿所取，也叫“山马”，或许潘天寿曾经画有此鸟而定此名，但是山马的学名叫甚么又不得而知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潘天寿书画集》中也没有对这种鸟给予明确的叫法，所以我们不妨暂时以“山鸟”笼统名之，其实山鸟的名字也很美丽。
关于此画的创作时间，我们可以从潘天寿“雷婆头峰寿指墨”的题款来加以推知。“雷婆头峰”是潘天寿老家浙江宁海冠庄村西面最高的那座山峰，山上多石，且奇形怪状，潘天寿少年时常在山上砍柴，山下放牛，那是一座满载他少年记忆的山峰。晚年潘天寿说自己是雷婆头峰上的一块石头，这在比喻自己性格倔犟的同时，更是对自己的童年及家乡的思念，所以晚年潘天寿最常用的署款就是“雷婆头峰寿者”。那么他是甚么时候开始署“雷婆头峰”款的呢？以笔者所知，最早一幅署“雷婆头峰”款的作品是1958年初秋创作的《国色天香图卷》，行书双行，连年款一起竖题，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后来那种将“雷”字放大并略作变形的单行题法，而且是偶然题一下。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当时的浙江美院水印工场筹划为潘天寿印制水印作品，潘天寿为此在1960年创作了一套花卉小品，其中一幅取名《水云》的设色水仙，上面的署款就是题目以外作单行“雷婆头峰寿”题法，大约从这之后，单行 “雷婆头峰寿”题款就经常出现在他的画中作了，并且成了他最喜爱、也是最典型的题款形式。
还有一个事例也与这幅作品的创作时间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年潘天寿任教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忻鸿偕夫人一起拜访潘天寿。忻鸿1929年考入上海美专，1933年毕业，当时所读是美术教育专业，同学中最著名的就是电影演员赵丹，潘天寿是他们的国画老师。忻鸿擅花鸟，绘画才华曾得到刘海粟等名家的欣赏。其时他在杭州化工学校（今浙江工业大学前身）任制图教师，此次拜访老师，他向潘天寿表达了希望调入浙江美院的想法，据说潘天寿也欣赏这位学生，后因种种原因调动没有成功。临别时潘天寿拿出一幅自己的作品送给忻鸿夫妇，这幅作品就是《凝望》。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凝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文革”中忻鸿遭到了严重冲击，家也被抄，1968年他被迫害致死。幸运的是，当年抄家时，他家共有满满三卡车的东西被抄走，而这幅画——据其子女回忆，因为父亲特别喜欢，折迭后藏在抽屉的垫纸下面，居然在翻箱倒柜中躲过了劫难，直到“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末——这时忻鸿去世已近十年，子女们在整理父亲抽屉时才在垫纸下面发现了这幅潘天寿的《凝望》，你说这幅画命大不大？当年宁波地委副书记陈耀亭也是在文革中遭到冲击，他有三箱艺术品在抄家前被封存在宁波地委大院二楼的党史办里，其中就有那套极为精彩并且是潘天寿题了签条的《黄宾虹山水写生册》，没想到在“文革”长长的十年时间里居然被人遗忘了，于是完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看来这“命”还真不好革！于是忻鸿的子女们将画送到当年的杭州书画社作装裱，所作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