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闻一多逝世77周年

特以此闻家驷旧藏闻一多文献专题

（由闻家驷家属友情提供）追忆之。

从抗战爆发被迫南迁

到闻一多牺牲的九年时间，

是他人生最丰富最颠簸的人生旅程，

也是在此，他的思想为之转变，

成为一名有才有情的民族勇士。

2023西泠春拍

闻一多（1899～1946） 为闻家驷书 陶渊明句

纸本 镜片

1944年作 

出版：1. 《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P101，余嘉华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闻一多画传》，北京大学画刊社，1986年。

3. 《闻一多全集11 美术》P8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诗人 学者 民主斗士——闻一多》P129，闻立雕、闻立鹏、杜春华、闻黎明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

5. 《追寻至美·闻一多的美术》P87，闻立鹏、张同霞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年。

6. 《闻一多全集11·美术》P81，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闻一多卷》P152，蓝天出版社，2004年。

8. 《梅花知己 民国文人印章》P145，管继平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9. 《闻一多图传》P7，闻立雕、杜春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文化雄狮·闻一多》P172，刘文孝、刘圣雨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著录：11. 《文史资料选编 第4记辑》P15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会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

12. 《昆明文史数据集萃 第16辑》P28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

13. 《浠水文史 第十三辑 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100周年专辑》P37，浠水县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周年委员会编，1999年。

14. 《想起京都一只鸟》P26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5. 《民盟历史人物 闻一多》P407，闻黎明著，群言出版社，2012年。

刊载：16. 《翰墨传千秋——闻一多在昆明的题词集释》P34，余嘉华著，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

展览：17. 《红烛书画选萃——浠水闻一多纪念馆收藏》，王锦华主编，崇文书局，2009年。

说明：闻家驷上款，由其家属友情提供。时闻一多与胞弟闻家驷同在西南联大教学。

此为抗战时期闻一多书陶渊明句，表达抗战流亡中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作于1944年春，盖自用印“金汁灌叟”。出版并著录于众多闻一多相关文集。

闻一多的手迹在市场中非常少见。

据闻家驷在《关于一多兄书写的两个条幅》中回忆，其时他住在昆明云南大学附近，住所环境雅静，令其想起了陶渊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之句，遂携纸“请一多兄题了陶渊明这两句诗”。

所及“湖上老宅”，即闻一多家乡浠水老屋。老屋后面是高坡，屋前是一篇稻田，稻田下有“望天湖”。所盖印章“金汁灌叟”中“金汁”为昆明一条河流之名，名为“金汁河”。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闻一多携家眷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多年，因战事焦灼，家国破碎，自此未曾返回浠水老家。 

76×14.5cm

1938年初，日军沿长江进犯中国腹地，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南迁昆明。

“查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闻一多报名参加步行计划，出发前他回湖北老家省亲，老友顾毓琇邀请他留在武汉，到教育部任职，他婉辞了。

临别时，面对妻儿，他泪流满面，说“学校太困难了，我要回去了，咱们云南见。”

战时，因亲身感受和目睹了太多流离失所，闻一多喜欢写陶渊明句以表达思乡之情。

2023西泠春拍

闻一多（1899～1946） 书顾炎武名言

纸本 镜片

出版：1. 《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P55，余嘉华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闻一多画传》，北京大学画刊社，1986年。

3. 《闻一多》P129，刘烜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闻一多全集11·美术》P94，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闻一多画传》P165，闻黎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闻一多全集11·美术》P94，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闻一多卷》P153，蓝天出版社，2004年。

8. 《闻一多图传》P157，闻立雕、杜春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P372，闻立树、闻立欣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10.《中国文学十讲》P5，陆萼庭、赵昌平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

11. 《中国文学十讲》P5，陆萼庭、赵昌平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

著录：12.《文史资料选编 第4记辑》P15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会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

13. 《昆明文史数据集萃 第16辑》P28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

刊载：14.《翰墨传千秋——闻一多在昆明的题词集释》P35，余嘉华著，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

展览：15. 《红烛书画选萃——浠水闻一多纪念馆收藏》，王锦华主编，崇文书局，2009年。

说明：闻家驷旧藏，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闻一多为育材同学书条幅，录顾炎武名句，是闻氏书生报国情怀的重要见证。出版并著录于闻一多众多文集。

闻一多的手迹在市场中非常少见。

据闻家驷《关于一多兄书写的两个条幅》记载，此件系闻一多牺牲后，闻家驷整理遗物时发现并装裱保存下来，“写这个条幅的年代大约在1944至1946年间，题款’诵之’二字意义深长，说明了一多兄不但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而且也说明他满腔热情地关怀著当时青年一代的成长。”直至闻一多牺牲，该条幅一直未能送交“育材同学”手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句出顾炎武《日知录》，“有亡国，有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将此句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60×16cm

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教授和体检合格的284名男同学，从长沙出发，开始三千里的徒步西南之旅。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闻一多在一路上画下了许许多多的写生作品，记录祖国西南地区的风土民情。

“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得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啊！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对于闻一多的治学，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这样写道（1937年11月11日，从北京、天津迁往长沙的长沙临时大学开课了，文学院因校舍问题，只得设置在一百多公里外的衡阳南岳。）：

“一日，余登山独游归来，始知宿舍已迁移，每四人一室，不久即当离去，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僧（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

“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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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伏羲与葫芦》等、分类辑录经书典籍文稿

说明：闻家驷旧藏，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

“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大笔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陈）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

“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

经济十分窘迫的时候，闻一多开始卖文，替他人治印，刻章一枚可支撑一家人好几天的伙食。

战时闻一多在治印

据闻一多嫡侄闻立树、闻立欣介绍：1943年初，闻家驷妻子刘春畹待产，因家境困难，无力至医院接产，后受昆明炼铜厂厂长阮鸿仪（闻家驷留法同学）邀约，至该厂职工医务所生育，阮并约请友人吴一峰大夫予以照拂。

婴儿顺产后，闻家驷选购石料，请胞兄一多篆刻名章，欲以之赠吴。后因吴一峰离昆，石章未能送达本人。闻家驷又请其兄磨平印面，改刻“闻家驷印”。这枚名章遂成闻家驷此后十分珍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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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为胞弟闻家驷刻 寿山石自用印 

约1943年作

出版：《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P418，闻立树、闻立欣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著录：《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P418，闻立树、闻立欣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说明：闻家驷旧藏，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此为闻一多刻寿山石螭形钮姓名章，约篆于1943年，是闻氏兄弟情谊和抗战时期学者清苦生活的重要见证，有出版、著录。

闻一多印章在市场中非常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此前还曾为闻家驷刻过名章用于领薪办事。据闻家驷撰文《遇劫记》回忆，1941年日机轰炸昆明，闻家驷一家在避难途中遭遇抢劫，印章因此丢失，故有上述补刻之举。

附印章照片一帧。

1.5×1.5×7.2cm

出版物图版

闻家驷持印旧照

闻家驷（1905～1997），原名常，又名籍，字铁侯，号尊五，笔名砚田。湖北黄冈浠水人，闻一多胞弟。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法语。1928至1934年间两度赴法留学，先后进入巴黎大学、格林罗布大学。1934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艺专、西南联大、私立中法大学。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闻一多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译有《雨果诗选》《法国十九世纪诗歌选》《红与黑》，著有《谈波德莱尔》《读雨果的诗》等。

他体会到人民疾苦，说“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国家糟到这个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当时宣传革命思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办印刷厂，闻一多就刻章筹款帮助学生运动，出款六万巨资，自己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添置。

闻一多看妻子高孝贞打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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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最后的自作诗《八教授颂》手稿

文稿 一页

刊载：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主办《诗联丛刊》第1期，民国三十七（1948）年6月11日。

2. 《北京盟讯》第7期，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编，1986年。

诗文著录：3. 《闻一多诗集》P343-346，闻一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闻一多选集 第1卷》P188-191，闻一多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5. 《闻一多全集 卷1》P262-263，闻一多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 《闻一多作品精选》P208-209，闻一多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说明：闻家驷旧藏，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此为闻一多代表作、最后的新诗《八教授颂》手稿，写于1944至1946年间，是闻一多发表《奇迹》十五年后创作的第一首诗，也是闻氏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体现出诗人政治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其责备和讽刺流露出一个革命者的变革激情，是抗战胜利前后闻氏革命斗争意志的集中、深刻反映，意义非凡。

此为市场上仅见的闻一多诗稿。闻一多为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其在早年留美期间曾创作出家喻户晓的组诗《七子之歌》。

此诗在闻氏殉难前未公开发表，初刊于1948年6月11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联合主办的《诗联丛刊》第1期；1986年纪念闻一多殉难40周年之际，由闻一多得意门生范宁（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将该诗整理发表在《北京盟讯》第7期；后被广泛收录进各个版本的闻一多全集、诗集、选集等。

此稿与初刊本在诗文内容、排版格式上几乎完全一致，无明显修改痕迹，系定稿。

《八教授颂》原拟作八节，开始创作于1944年7月1日，然而作者在写完第一节《政治学家》后便因故辍笔。诗题中“八教授”分别指张奚若、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及闻氏自己。第一节中“政治学家”即指张奚若（时任西南联大、清华政治系主任，闻一多挚友）。

检《闻一多全集》，1944年7月1日闻氏致张奚若函，谓“整十五年没写诗，今天为你张奚若破戒了，就恕我拿你开刀吧。计划是要和教授阶级算账，除你外，还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自己等七个冤家，题名曰‘八教授颂’”，接著道出其以张作《八教授颂》开篇的理由，称“屈你作陪，并坐首席，有两个用意：（一）‘春秋’责备贤者。（二）这里有贤，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见面的，话过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点。”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7月20日，即闻诗在《诗联丛刊》初刊后不久，《北大半月刊》刊登了张奚若《纪念一多先生死难二周年》一文，谓“一多，顺便再谈一件事，我很可惜你那篇《八教授颂》长诗没有写完，不然，虽然不敢说一定会‘与别人有益’，但总可增加青年人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社会革命运动进一步的了解。假如你那篇原来可与《八哀诗》媲美的大作没有写成的原因是和我那天与你谈话有关，那我就真的追悔无及了”。由此可知，张、闻二人曾就《八教授颂》的创作展开讨论，而此次晤谈与闻此后的撂笔是否有关仍有待考证。

24.5×15cm

“1946年4月30日，我去看了闻一多教授，他说，同学们在这儿干出了惊人的事情（一二·一反内战爱国学生运动），他们走上了艰难的道路，他们愿意承担困难。

他（闻一多）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一定要和平，别的算不了什么。他露出牙齿微笑着。我久久目送他顺着小街走去，蓝色的长衫在风中移动着。”

——西南联大教授 白英（英）《闻一多印象记》

1946年7月11日，

西南联大复员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

当晚，“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

闻一多听闻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闻一多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

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

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没有安排他发言，

但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

慷慨激昂地发表了

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下午，闻一多在长子的陪同下，

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

散会后，在返家途中，

被枪杀于昆明街头，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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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成立

85周年纪念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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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0～1956）、俞平伯（1900～ 1990）、罗 庸（1900～1950） 为杨光社作 书法四屏

纸本 四屏

1946、1947 年左右作

诗文著录 ：1. 《俞平伯诗全编》P420-421，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2. 《俞平伯全集》第 1 卷 P449-450，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说明 ：杨光社上款。委托人得自其家属。

朱自清、罗庸、杨振声、俞平伯作书法四屏，为市场中仅见的四人作四条屏作品，极其少见。

作者四人均为清华、北大或西南联大教师。四屏约作于1946、1947年间，即西南联大复校前后，是联大岁月的重要见证。

朱自清书法作品在市场中非常少见。

四屏分别为朱自清节录陈宝琛《沧趣楼杂诗》、罗庸节录《李秀碑书》、杨振声录唐人郑仲贤《竹枝词》、俞平伯节录自作《梦雨吟》诗。

77×20.5cm 80.5×21cm  83×19.5cm 85×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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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1889～1958） 致商务印刷馆论《庄子补正》及中研院首届院士评选的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四页

1948年作

说明 ：商务印书馆上款。

此为刘文典1948年1月10日、16日所作信札二通，围绕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评议会及出版代表作《庄子补正》而作，将刘氏“狂人”形象展露无遗。

刘文典墨迹在市场上非常少见。

据信可知，刘氏《庄子补正》交付商务印书馆已多年。因临近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屡次函询”有无著作，而商务印书馆承诺出版的《庄子补正》样本因战事原因迟未送给刘文典，刘氏误以为该书迟迟未能印成，势必影响其评选院士，故怒而去信质询。殆收到样书后，确信该书已于1947年印成，因战事发生致以运输堵塞，迟迟未能送达，遂作信致歉。前后态度之转变令人莞尔。

《庄子补正》为刘氏代表作，可谓近现代考证最严谨、收录最浩繁的《庄子》研究。陈寅恪在序中赞美“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书中收录《庄子》内、外，杂篇全文，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所释《庄子》音义，校之以历代诸版《庄子》，旁征博引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校勘成果，并加以个人补注。是书1923年动意，时断时续，至1938 年完成，前后达十五年之久，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出版。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评选 1948年3月在南京举行，刘文典为人文组候选人，后经四次会议及傅斯年反对，刘未能当选。中央研究院是当时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院士选举十分慎重，当选研究院院士一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荣誉。刘文典十分看重此事，以致反复催问出版未果，以“研究院评议会讨论院士候选人时别人均有著作，唯典独无”，怒言商务印书馆“不顾著作人利益一至于此”。

附商务印书馆覆信稿二通二页。

27.5×16.5c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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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 致崔耕论自身经历及章草流变的长信

信笺 一通六页（带信封一枚）

1979年5月9日作

出版 ：《河南画报》1992年第1期。

刊载 ：《河南画报》1992年第1期。

著录 ：《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 P308-310，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说明 ：崔耕上款并题跋。陈天然题签。

此为沈从文论自身经历及章草流变的长信，达 6 页，带信封，作于1979年5月9日，改革开放初期。信中记录的沈从文作品被禁、由文学转向博物馆的经历令人痛心，展现的丰富书法知识则令人佩服，断非如信中所述“假里手终不易改成真内行也”。其中并谈到刘半农、汤尔和、施蛰存、余绍宋、林宰平、章梫、罗敦曧、卓君庸等。

信件影印并全文刊载于《河南画报》1992 年第 1 期，同期刊有崔耕《拜师沈从文》一文，谈及此信由来，自述其“先是向施蛰存先生求教，后经施先生介绍，又向沈从文先生问学，于是就有了这封长长的信函”。

信札通篇可见诸多涂抹及增补改写痕迹，除少数因笔误改写外，其余多为表述内容作限定或补充说明，如将“师颂用笔沉重，和常见隋代小墓志少共同处”旁加行间注并稍事润色，改为“师颂，过去中华影印墨迹以为隋人书，用笔沉重而活泼，惟和常见隋代小墓志少共同处”；将“曹娥碑后书章草一行，似后人伪托”改为“曹娥碑真迹后书章草一行，亦疑后人伪托”；将“用章草书的”改为“用章草书作题跋的”等，不一而足。

写信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数月，“新社会凡事实事求是”，沈从文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开始好转。

25×19.5c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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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适（1891～1962） 致余家菊论资助留学生和《丁文江的传记》的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二页（带信封一枚）

1956年作

说明：余家菊上款，余传韬旧藏。

胡适信札二通，围绕纪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刊印力著《丁文江的传记》，以及资助留学生和余家菊而作，1956年3月7日、17日作于纽约， 具可见胡适提携后进、关怀友人之情。 

3月17日信中谈到《丁文江的传记》即将在台湾出版，“凡十万多字”。该书系胡适应“中央研究院”院刊编辑委员会征稿、为纪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信中即言“今年一月五日是他逝世的二十周年，日月如飞，真可怕！”。据《胡适日记全编8》1956年3月7日记，“今天廷黻回国，我要托他把《丁文江传记》稿本带回去交中央研究院付印。”3月12日“补写了《在君传》的末章，记他的死。全传不止十万字。”当知在此期间，胡适一直全身心投入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该书于1956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初版，出版后计有十二万字，是胡适传记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力作。余家菊去台后寓居台北，晚年患目疾。3月7日信应是胡适回复余氏寻求经济帮助的覆信，信中多述及经济明细的内容。

28×21.5cm 27.5×20.5cm

2023西泠春拍

傅斯年（1896 ～ 1950） 致芮逸夫论史语所迁台及出任台大校长的长信

信笺 一通六页 

1948年12月28日作

说明 ：芮逸夫上款。

此为傅斯年赴台前夕所作长信6页，作于1948年12月28日，围绕史语所迁台、赴台同人及家属安置、出任台大校长及办校方针等作， 谈到浦薛凤（溥秘书长）、郭忏（郭总司令）、郗恩绥、那廉君（简叔），可见迁台初期大陆学者及其家属在台湾艰难安身的景状，亦可见傅斯年办事之干练、公正。未见发表。 

信中直接谈到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的原因。从中可知校长任命于公布前未经得傅同意，傅之所以同意，与史语所迁台后处处需用到台大 校园息息相关。答应后，傅斯年以为“既为台大校长，即不得不尽台大之责任，故此次胆子实在太大，且不易办好”，但“必开诚心， 布公道，为台湾青年努力，取信于人”，果然在此后对台大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尽职尽责，将台大办成了宝岛上最好的一流大学。傅斯年作此信时尚在大陆，芮逸夫则已先赴台湾，押送第一批运台文物并联系存放地，所言“此次兄劳苦之至”当指此事。信言“海军船开时，一阵紊乱，致使尊夫人未能搭上”，指第一批迁台文物出发当日情形。傅信言其家属可于“下月初二三”“坐海沪轮赴台”，此即第二批运送文物的船只，由杭立武雇请的招商局轮船“海沪”号承运，1949年1月6日南京出发直抵基隆。 

信中积极安排史语所赴台人员及家眷的住所问题、台大校舍利用问题。

附傅斯年工作时照片一帧。

2023西泠春拍

董作宾（1895～1963）、袁同礼（1895～1965）、萧 干（1910～1999）等 致李济、熊海平有关胡适及傅斯年等信札文稿一批

信笺约五十通六十二页（带信封四十五枚）、文稿十一页、镜片一帧、照片一帧

约 1946 至 1958 年作

说明 ：李济、熊海平上款。熊氏为董作宾夫人。

此为董作宾、袁同礼、萧干等人所作信札约50通62页，作于1946至1958年间，部分毛笔书就，涉及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傅斯年在美治病回国、解放战争时局、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设立甲骨文研究室等事，谈到钱穆、蒋复璁（慰堂）、石璋如、毛子水、黄君璧、全汉升、柳无忌、丁文渊（字月波，丁文江四弟，曾任同济大学校长）、刘百闵、李孝定、顾立雅、李剑晨、李方桂、司徒乔、孔德成、田宝岱、贺光中、许孝炎、何兹全、周法高等。

董作宾此批信札跨时 12 年，自董 1946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开始，至 1958 年自香港返台为止，涵盖了董作宾晚年工作及生活的几乎全部轨迹。

约 A4（大多数）

2023西泠春拍

张元济（1867～1959）、杨树达（1885～1956）、秉 志（1886～ 1965）、朱经农（1887～1951）、梅贻琦（1889～1962）、竺可桢（1890 ～1974）、张资平（1893～1959）、严济慈（1901～1996）、周培源（1902～1993）、梁思永（1904～1954）、罗念生（1904～1990）、邓广铭（1907～1998）等 与商务印书馆往来信札文稿一批

信笺约九十五通一百三十页、文稿约一百零五页

约1942至1954年作

说明 ：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王云五、朱经农等上款并批阅。

此为梁思永、邓广铭、杨树达、严济慈、秉志、罗念生、张资平、梅贻琦与商务印书馆往来信札、文稿一批，共有信札近百通约130页、文稿约105页，围绕稿件审阅、书籍再版与编排添印、版税结账等内容而作。其中，部分信札有张元济、朱经农审核并批示。集中作于1942至1954年间，时间横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建国初三个时间段，涉及商务香港分厂、北京分厂、重庆办事处等人事机构。

梁思永、张资平手迹在市场中均较为少见。

梁思永此信作于 1949年11月23日，围绕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相关事宜而作。写信时，梁氏甫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信中，梁氏催促尽快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相关著作，抽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本中李光涛所作二文，并询问董作宾著作《小屯 · 殷墟文字乙编》上、中册售价等事。其时，研究所部分人员已迁往台湾，商务印书馆内部经营状况混乱，致使出版之事耽延。又因北平解放，《乙编》上中册需重新定价出售，均需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重新商办。

梅贻琦1通2页，为推荐周培源及其文章《理论力学序》而作，钤梅氏印章。

邓广铭信札2通，围绕代表作《辛稼轩年谱》《稼轩诗文抄存》《稼轩词编年笺注》修订和出版等事而作，时在1946、1948年。

杨树达信札3通，分别作于1943、1953、1954年，论及《春秋大义述》《老子古义》《汉代婚丧礼俗考》等著作出版事宜，兼及蒋介石、公私合营等。由信可知杨氏对建国后商务在再版、版税结算等事务上颇为微词。

A4 大小（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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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晗（1909 ～ 1969）《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完整文稿 

文稿 二十六页 

1961 年作 

刊载 ：1. 《人民文学》P34-39，中国文联主办，1962年第2期。 

著录 ：2. 《学习集》P73-84，吴晗著，北京出版社，1963年。 

3. 《吴晗选集》P381-391，吴晗著，苏双碧、王宏志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 

4. 《吴晗晚年历史随笔》P158-170，吴晗著，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说明 ：此为吴晗1961年作《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文稿26页，有本款，初载《人民文学》1962年第二期，后收入多种吴晗文集。文稿通篇有各种删写涂改痕迹， 修改后与刊行本别无二致，系定稿。稿中多有编辑校勘痕迹，稿首有“人民文学1962年2月稿”字样，每叶稿纸天头均有“人民文学”戳记，可知即为《人民文学》的出版底稿。 

吴晗的手稿在市场中非常少见。 

此稿为司马迁的人物小传，以《史记 · 太史公自序》为基础，介绍司马迁的生平事迹，着重介绍其青年时期游览大江南北、因李陵案遭遇腐刑、司马谈因不克参与封禅泰山忧愤死等事，高度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成就。 

修改笔迹含毛笔、黑笔、蓝笔、红笔等多种，其中毛笔当为作者亲自修改。

29.5×22c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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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1903 ～ 1987） 致梁文茜论莎士比亚研究及《雅舍小品》出版等家书十六通

信笺十六通十六页（带信封十四枚）、照片一帧

1981至1986年作

说明 ：梁实秋长女梁文茜上款及旧藏。

此为梁实秋1981至1986年间家书16通，含韩菁清定妆旧照一帧，谈及莎士比亚研究，《雅舍小品》等著作出版，悼念亡妻程季淑，品尝评论美食，学术交流，起居行止等，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闻一多、闻立雕、闻立鹤、梅葆玖（梅兰芳儿子）、梁文蔷及其丈夫邱士耀，梁文骐及其妻肖敬塘、二女梁丽和梁越、程季淑、程凌云、韩菁清、梁文騠、陈景裕（厚德福掌柜）、孙女婿黄伟先、梁治明、梁亚紫（三姑亚紫）等。家书集中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时梁实秋在发妻程季淑去世后辗转于西雅图和台北两地，与在大陆任律师的梁文茜及其他子女聚少离多，故家书皆饱含深情，絮叨的用语展露迟暮父亲的关怀。

其中一通作于1986年8月21日，为梁氏最晚年家书之一。

1983年5月29日来信中有言“近两个月应邀写了一本莎士比亚，十万字，限期交稿。现已完成九万字，”。所及“莎士比亚相关著作”应指 1983 年由时报出版发行的《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

尺寸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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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鋐（1922～2018） 西南联大时期日记

洋装本 一册（约三百二十五页）

1939至1943年作

出版 ：《百年翰迹》P107，李世琦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

说明 ：此为吴德鋐就读西南联大时所作日记《生命之缩影》一册，多达约325 页，作于1939至1943年间，所记内容包括抗战形势、西行路线、昆明入学、耗费川资、联大课程、阅读书目、同学交谊、生活备品、空袭警报、川渝求学等内容，对于抗战期间西南交通、物价水平、物质供应、学人治学等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日记含毛笔、钢笔、铅笔等多种笔迹，部分内容用英文书就，间有手绘西行地图、用度账单、乐谱、诗词钞、英文格言等内容，涉及吴氏四川、重庆、昆明等地行止。吴德鋐时在西南联大政治系就读，日记中对国内、国际新闻时事及政治动向着笔较多，并及罗家伦的中央大学讲演、孙中山纪念等内容。其中，1943年5月4日记 ：“五四运动之日，原定为青年节，去年政府明令取销，不明其意义安在”。

日记所涉人物包括 ：贺麟、钱端升、徐裕荣（清华首届学生自治会主席）、徐康宁、胡审微、龚祥瑞、周海龄、魏彦章、黄作舟、徐耀周、李忠富、陈锡祺、吴家槐、孙善康、蒋祖培、赵善继、叶秀峰等。

此外，日记末记有陈序经、胡哲敷、蒋祖培、江泽宏等200余人通讯地址，涉及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军委会上将参议室、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外交部秘书处、中央银行等。

18×13cm（册页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