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现场

11月2日，由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同筹措愈年的大型学术展“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汉办基地一楼（原物理楼）展厅拉开序幕。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丁小明主持，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永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严佐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万里、近代文史研究专家刘德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廷银、复旦大学出版社首席学术顾问陈麦青、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独立学者范邦瑾、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馆员王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石立善、旅日学者陈捷、文汇报资深记者陆灏、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记者郑诗亮、金石收藏家田振宇、西泠拍卖中国书画部及名人手迹专场负责人陆丰川、西泠拍卖书画部楼望杰等嘉宾学者到场参加了此次开幕式。

展览现场

研讨会现场

开幕式结束后，嘉宾移步三楼会议室共同参加了题为《“罗王之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之流变》的学术座谈会并以各自的学术视野就“罗王之学”的各类现象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发言。
此次西泠拍卖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携手合作是学术活动在当今市场与学术环境中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在两方协作进行藏品资源整合的同时，也让拍卖行为得以承载更多学术交流价值。

 
“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现场嘉宾合影

据悉，此次展览持续至11月10日，展览结束后部分展品还将在今年西泠秋拍集中亮相。 

雪堂雅集-图录封面

雪堂雅集-题字及目录

2018西泠秋拍

12月16日 

A厅 14：30

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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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查看专场图录）

《“罗王之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之流变》学术座谈会

嘉宾发言

1.复旦大学教授 陈尚君

我看这个展览的时候觉得是叹为观止的，可以看到那代人的学问、修养、意识、造诣、生活、追求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向往、仰望他们，也可以读他们的书，但是理解、读懂他们，甚至向他们致敬，想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将他们发扬光大。展览中的主体部分应该是日本回流的东西，保存的非常好，通过这批展品，我们可以看到罗、王两宗当年在日本的学界、政界的交往，以及艺术、学术的交流，这些都是形成罗、王能够在清末民初时期中日两国影响深远的因素。罗、王两人在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上对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国维是做了一系列开拓新学术的重大影响的论文，罗振玉则是收集、保存、整理、出版了一系列面临被毁灭被遗失的学术材料，对学术转型的意义非常重大。（开幕发言）

这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之丰，内容之精彩，都让我大开眼界，也有很多可以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说董其昌的家书，内容反映出一个家族关系和家庭里孝道的问题，虽然罗振玉的跋只有两行，但这件东西的价值非常之重大。图录中也有相关的论文，这对上海史的研究很有帮助，仔细研究的话对学术研究也会很有帮助。对于近代学说几个主要的流派：章黄、罗王与胡傅，还有其他，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罗王学派，特别是王观堂，是从经史子学向现代文史和语言学等全面转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我觉得是“中国近代学术第一人”，因为他解决问题之多，解决得直截了当，如果把王国维和陈寅恪相比较，王所涉及的方面更广，像讲殷周制度、《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从上古一直到蒙元史。我最近也是因为教唐宋词的缘故，对于王国维“花间词”及校勘的《唐宋二十家辞集》有所了解，他的文本有特殊地方和自己的理解。当然他们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甲骨、青铜器等方面新的史料的发现，对于传统学术重大的改变开了一个先河，新史学的奠基，罗王学派所显示出的学术宽度和学术深度，至今都应该被学习和发扬。

罗振玉藏印的大量文献，完全已经不是传统的学术立场，而带有西方学术进来以后全新的视野，是抱着“先人生活所留下来的任何片段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这种立场去做的。就比如说，我是做唐代文史这方面，罗雪堂所印的各地所出土的墓志，我知道他的冢墓遗文有九、十种，有初编、二编、三编和四编，五编没有来得及印，稿本都是在的，那时候虽然没有很好的影印技术、拓片和论文，但是罗雪堂这批东西的数量之大、印刷之及时以及墓志信息的基本传达，特别是他对于墓志的录文，是非常之忠实的。他所印的《唐昭陵碑录》有两个版本，民国之后的版本增加了《昭陵碑录补》，罗振玉对于石碑上缺损的字和笔画都进行了认真的校录，所以这个高度（无人能及），后来九十年代三秦出版社印的《昭陵碑史》有原石的照片和录文没有用罗振玉的版本，所以远远在其之下。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罗振玉做这些工作是有助手的，而且从清中叶以来，普遍的风气是幕府养学人，罗振玉的情况我们尚不清楚。但是他所印的大量文献所涉及的方面之广，公布的史料之多，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可想而知），比如说汉魏两晋以来铜镜的名字节录，还有魏书的考证和校定，这就是学术观念，新学进来以后，中国的学术是向多元发展的，从王国维到陈寅初，就可以看到新学影响之下的中国学术转型：陈寅初的学术更多的关注中国传统观念和四夷的观念，中古文化所受到的西域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但罗王向我们展示的包括敦煌遗书的整理和发表，是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最顶级的精英阶层朝廷大事，一直到民间的日常之琐事，都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的，都应该刊印出来，供多方之用，影响百年，至今不衰。到现在为止，《罗雪堂全集》里有些都是没有收录的，期待新版本。

2.著名版本目录学家 沈津

第一，针对本次展览所出版的这本图录，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合出的一本学术图录，非常有学术价值，这是一种新的出版图录的模式。第二，展览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应该就是那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信札，特别是董其昌早年的家书，所以这就可以给研究董其昌早年生活提供第一手材料，我看了一下这次展览中的这些信札，非常有用，涉及到清末民初很多学者，包括清代的遗老，这些东西反映出学术、生活、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材料，这些一手资料如果能提供给相关的专家进行研究，将是非常好的。

在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迎面的墙上面就挂着一幅罗振玉1931年写的“拥书权拜小诸侯”的篆字牌匾,1986年我在哈佛做研究的时候我去哈佛燕京，那时候只是拍过一张照片，没有细究，所以我在给《明报月刊》写文章的时候也只是写了这样一段话；1992年，我又在哈佛燕京，这次我认真研究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出处、写的时间（1931年）。这句话，出自《魏书》卷九十《李谧传》，原文是“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南面”者，指地位之崇高；“百城”者，指土地之广大。罗振玉则用以喻哈佛燕京藏书之多，就像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各地的诸侯一样尊荣富有。（在此之前，有清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自题对联：“种树乐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后来，阮元为著名藏书家汪士钟建在苏州阊门外山塘的书斋“艺芸书舍”写了这一联：“种树似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在欧美地区来说，已经成为美加地区学者研究中国，做汉学的一个基地，当初就是裘开明请罗振玉写的，而裘就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图书馆建于1928年，这么多年以来，这幅字一直悬挂于那里。我以为，这样的书法作品的悬挂，某种程度也是对罗振玉所取得世界级的学术成就与影响的认同。

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严佐之

在展览令我目不暇接的展品中，我有几件特别感兴趣的，像王国维《曲录》的稿本，我刚听说我们国家在编百部传世经典著本，其中就有《曲录》，这个原稿是很重要的参考。还有就是陈寅初先生未发表过的日记本，和王国维晚期的手稿，都很难得。第二点就是，我们应该向雪堂老人学习，既能够收藏，也能够研究。像沈老师刚刚所说，每一幅字画背后的故事都值得收藏者和学者进行研究，来激发出藏品的艺术性、历史性之外，它在历史研究上起到的点滴应用。现在后世对于罗、王两者的研究差距较大，实际上我们可以打破历史的界限，更加深入，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展览能够推动罗王研究，推动近代学术史的研究。第三就是虽然我们华师大古籍研究所在九十年代就有跟拍卖行合作的先例，因为我觉得拍卖行也是进行文化传播的一个渠道，可以让我们单纯的学术研究的眼界更加开阔，学术研究说明文献的重要性，而绝非单纯的推动市场价值的攀升，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并不好，好象我们只是为拍卖行站台宣传而已。但是这次活动西泠拍卖这次的行动让我重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思路，说明我们二者对于文献的传播的初衷是一致的，看到了我以前的这种理念在你们身上的体现，以及产生的效果，我希望这种合作可以继续下去，开出更好的花朵。

4.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刘永翔

我是之前跟胡邦彦（音）先生学文字学的时候知道罗王的，当时考试的时候我还写了一个骈文的作业，上面有一句“罗王考释，上通百代之穷”。之后就是对王国维比较感兴趣，罗、王二人都可以称之为“大家”，不能以“专家”之名限之，就像孔子一样“博学无所成名”。我也就是研究其中的一种，比如王国维先生研究过周邦彦《清真先生遗事》，其中提到“先生家世钱塘，至父祖以上无考”，我正好偶然看到有本书说到周邦彦的祖上，《净德集》里有周邦彦父亲的墓志铭，我是为王国维先生做了一个补遗。我跟罗、王两家也颇有缘分。

在刚刚的展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国维批校《顾炎武全集》，《顾炎武全集》当初是我们所整理的，如果能看到这个批校，相信我们的整理工作会完成的更加出色。一个人的著作如果常常被后人提到，那就是真正的不朽了，罗王就是这样的两位大家，我希望看到《罗振玉全集》的出版。

5.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万里

第一，雪堂罗振玉先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以个人的力量整理出版了涉及那么多领域的著作，留下了140册著作，可谓是“古往今来第一人”。第二，罗振玉在慧眼识珠方面，发现并提携王国维这样的青年才俊一起做研究，从上海到京都，“承其大，取其精”是没有人可以超过的，观堂很多东西都是跟着罗振玉在做，后来为什么研究“籀文”，特别是西土古文和东土古文，一直到我们后来竹简出土了，我们才承认他这个观点，其实就是他在给雪堂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时发现了他引用段玉裁引用了《说文解字》序里面的一个说法，又来上海哈同就职在船上的发现这个问题，再研究“籀文”和“三体石经”，再研究二十年代兴起的轰轰烈烈的研究“石经”的运动，所以罗王以前的“石经”研究一半是学术，一半是古董商的行为，直到罗王，才真正建立了“石经学”研究体系。

最近我编过一个七朝石经的大家研究的相关成果，有关二十世纪石经研究的介绍，说几个小问题。前面都是古董性的收藏石经，近代的第一块《三体石经》出来，所有的人都说是1895年，据我考证应该是1892年（光绪十八年），这个有丁树贞（音）的章为证，为什么在1916年，王静安从京都回来，重编的《为石经考》，他跟罗振玉谈到的殷墟书契的字体，才去研究籀文，接下来就研究古文，这样一来，他才关注了《三体石经》的第一块，我们现在看到的《观堂集林》中的《魏石经考》有五篇，这也奠定了现在研究石经学的基础。从1916年到1922年12月份，在洛阳出土了最大的三体石经最大的一块，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从中间破开的拓本，观堂做了一个跋文。之前没破的说是流传下来的拓本有十几张，现在上图收藏有四张，在故宫的是马衡捐赠的，有马衡的跋，还有王国维的一首诗收在《全集》里的诗。

我的结论就是，熹平石经罗振玉是第一个看到，只是最后一个字他没有看到，所以他只写了两行字的跋文，他跟徐森玉说了以后，马叔平肯定知道，所以在两个月之后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6.近代文史研究专家 刘德隆（罗振玉曾外孙）

大家可以看一下《罗振玉家族关系示意表》，现在来说，除了朱松龄很难有人再做出来了，感谢各位学者和西泠拍卖能够出版这本对我们家族来说意义重大的图录。我们这几年也一直都在致力于“抢救”那些八十多岁的老先生的珍贵资料，想做的人很多，但是不一定都能做，对于年轻学者的传承也很重要。

7.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张廷银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第一是见到了很多老先生，第二是看到了不少我自己感兴趣的展品，比如书信内容，还有题跋内容。希望各位学者可以把展览中的这些新资料做一些学术整理和研究，这些可以为我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提供，在展览之后有一些学术成果。我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可能并不正确，就是罗、王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两人共同开创了一个学术流派的局面，罗振玉是旗手，王国维是干将。所以这次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和西泠拍卖的联合，也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搞学术研究的遇到了做收藏的。

8.复旦大学出版社首席学术顾问 陈麦青

首先感谢主办方呈献如此高规格的展览。从我自身来讲，我个人认为学术的发展必须依托史实“材料”的发现和发掘，当年很多学者的观点和学术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敦煌的发现、甲骨问世、西北汉简的出土基础上，他们赶上了好时代，单单是那些材料的发现就足够后面的学者研究一生甚至足够数代人的持续发掘。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这么多“材料”的集中发现，所以新材料只能来源于两个地方，一是图书馆、公藏机构的长期收藏却未曾系统化整理的“材料”，这批“材料”已经被陆续整理，这种资料的整理进度由公家来掌握。另一个是民间收藏和发现，不必讳言商业，很多“材料”的出现正是因为这些“材料”被市场化、商业化的缘故。我以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拍卖公司拍过的国宝级的拍品资料应该印刷出来，供学术界研究之用，我很高兴的看到在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商业系统和民间收藏的保护文献意识逐步提高，由此也可以断定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随着“材料”的不断出现，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虽然现在还处于这方面保存和研究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但是随着专家学者的参与，随着人们的不断关注，这些研究会越做越好，功莫大焉。敦煌的发现、甲骨的问世那是千古难逢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很多未被发掘的“材料”的价值时，这些“材料”必会给学术界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展出的信札中有些已经做过研究，像罗振玉致金颂清的信札，丁小明就在《历史文献》上已经结合上海图书馆藏的信札全部整理了，我很有兴趣，而罗振玉致宝熙的就没做过，当年他们之间就是买卖，这中间涉及到很多中国近代重要艺术品的流动轨迹。这些年来，拍卖领域出现了不少极为重要的、具有很高研究价值文献“资料”，我曾经关注过一段时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希望能从学术的角度把拍卖市场出现的重要资料，按照一定的分类进行汇集来补充公藏机构的文献收藏。

9.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子善

非常荣幸能来参加此次活动，罗振玉、王国维可谓学术界的两座高山，每次与之相关的展览、学术活动我都能从中获益，这次更是受益匪浅，通过这次展览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这次展览的第四章是甲骨四堂，那就肯定要说到郭沫若，我们这次展览里提到两件东西，《屈原》相关批改稿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其中有一个地方是体现出他的自信，关于他的见解，旁边加了一个注，做了一些批改，说明五十年代初的郭沫若还是知道艺术价值的。

此次印制的展览图册内容丰富、注解详尽，很多内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所以我要感谢西泠拍卖，感谢你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把商业拍卖同学术研究勾连起来，把有拍卖领域那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藏品用一种别样的形式呈现出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文化积累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10.独立学者 范邦瑾

我父亲的这件藏品是日本学者松崎鹤雄过录的罗振玉收藏的王国维《水经注校》稿本，从这件藏品可以看出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王国维《水经注校》的原本现在收藏在长春的吉林大学图书馆，1984年出版了台印本，2009年《王国维全集》里有收录。松崎鹤雄过录的《水经注校》与原稿一样，是用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朱谋晗(土韋)撰作为底本，朱墨两色抄录，墨笔是宋刻，朱笔是孙前夫（音）的校本，书眉的墨笔是明抄本，全书的末尾有笔墨题记两行，是松崎鹤雄写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一月见乔川时雄所藏王静安《水经注校》手校本誊抄，十一月二十三日……。乔川跟中国学者来往非常密切，他与王国维交往较多。松奇跟王国维认识也是乔川介绍的。

松崎鹤雄1908年来到中国，1940年来北京可园（现在是全国文保单位）居住，这本书就是1941年在北京完成的，日本投降后松崎回国，这本书没有带走，便留在了中国。这本书除了有王国维的批校之外，还标注有64条用朱墨两种笔迹书写的署名“雍安”的校语。这些标注为“雍安”的校语，紧贴王国维的批注，行文比王字略低，对王国维的批注进行了补充和订正，字迹是松奇的。我推测“雍安”当为桥川时雄，松崎鹤雄过录时一并把他的校语抄录下来了。

王国维《水经注校》除了松崎鹤雄过录的版本之外，还有几个版本存世，我见过的加上这本共有三本，其余一本是赵万里的过录本，2014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还有一本是佚名过录的版本，收藏于首都图书馆。这一本的不同之处是多了乔川石雄的案语，别具价值!

11.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王亮（王国维曾孙）

华东师范大学是王国维研究的重镇，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王国维著作的整理，成绩斐然。丁小明先生也在从事罗振玉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在整理罗振玉年谱长编，萧文立也在做这件事，我很期待这些成果能早一点面世。这些成果必会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展览的图录，内容丰富，极为精彩。很多材料在此之前我都没有见过。比如说金梁的《王国维传记文稿二种》里面对罗王的学术有一个评判，由于他与罗王关系密切，我认为他的评判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之前也引用过这些观点，但是时间久了，无法查找到原文的出处，撰写正式文章的时候就没办法使用，今天终于看到了原话的稿本，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有用。在罗振玉很多著述的出版过程中，王国维做了很多辅助的工作，同时王国维最后的总集身后出版又是罗振玉亲力亲为的，罗家子弟也做了很多实质性工作。裘锡圭（音）先生研究过的《国史新证》就附录了好几篇王国维金石学考证的文章，他发现和《王忠悫公遗书》收录的很多文字的字形有不同之处，他猜测是罗家子弟在编辑时根据自己的认识做了些改动，应该是纠正了王国维手稿的一些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也不是很符合王国维先生的原意，如果我们能把王国维先生的原稿和历次出版的文本比对一下，还是很有校勘的价值。

包括赵万里先生编的《遗书》，到再后来出版的全集，都是沿用罗振玉编辑的内容。包括罗振玉个人的记述中比如《两浙刊本考》提到，他偶尔看到一本宋版佛经是观堂生前写文章时没有看到的，就直接把它补录进去。对王国维文本的改动，如果罗振玉自己没有提到，我们是不太容易发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国维大量的手稿以及批校本具有很高的影印出版价值。民国时期，因为条件限制，很多只能用过录的方法进行批校，赵万里过录过顾亭林的集子，松奇鹤雄过录过《水经注校》批校，这些原本都在国家图书馆和吉林大学，我觉得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出版一本王国维手稿或者批校本的集成，那么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包括罗振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作用。

12.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石立善

我简单谈一谈多年来阅读罗王，尤其是罗振玉著作的一点感想。此次展览是我最近两年看得无数展览里面非常精彩的两次展览之一。这两次展览一次就是今天的这个探讨价值的罗王展，还有一次就是在日本的国立民俗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年号”的展览，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年号为主题的展览，它是以一国之力，国家国立博物馆搜集到的资料和幕府的写本。

这个展览的第五章是“海外神交”，专门是海外学者的交流。罗王学问之大，亘古烁今，每个人只能从一个方面进行描述。我今天就从罗王东渡日本之后对京都学派的影响这一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罗振玉先生在大正八年，也就是1919年离开日本之前，把自己的府邸委托给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卖掉，罗振玉在给他们的一封信中说道：弟去国以来，万念俱灰，唯传古之心未尝衰。罗振玉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学者、财阀、官员交流频繁，也正好赶上了西学涌入，国学传播，西洋文明与东洋文明相互碰撞的难得时期，很多世家、寺庙、古刹所藏的古书、写卷纷纷面世。比如，和尚偷偷带出《礼记疏义》（音）的残卷，卖给东京琳琅阁（书店），后被田中光显所收，现为早稻田大学所收藏。当时罗振玉看到这个东西非常感动，用先进的技术珂罗版进行影印，现在也非常少见。天时地利人和让罗振玉看到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这对于我们后世的学者来说，如果再见这些会很困难，因为日本政府在195几年的时候，指定了大批国宝，我们就只能看照片了。

罗振玉卖掉府邸后回国，所得资金捐给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他们用这批资金影印了罗振玉认为非常重要、极为难得的古籍书卷，比如是日本唐抄的、卷抄的《毛诗单疏本》（音）《文选集注》，共有十集。这份影印工作一共持续了20年才完成，因为原藏者不是贵族就是巨匠，他们不愿意公开。这批线装书在日本近代影印书里面成为非常经典的书种之一，至今对日本古抄本、古写本的研究起到了里程碑式的奠基作用，包括我本人也受惠于这批资料。

神田喜一郎曾经说过，罗王的东渡对日本京都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敦煌、戏曲还是《水经注》甚至日本古写本、日本汉籍的研究，都受到罗王两位的鼓吹和钻研，起到了相互影响。日本古写本研究有一个传统，这一传统是从江户的中期开始，到后期的时候，狩野一斋、森立之、岛田翰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成就最大，刊刻最多，题跋学术精深的当属罗振玉先生，举世无匹。这样影响到了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里面就有几篇日本所藏的古抄本的研究。可以看出来罗振玉在京都时代所做的学术贡献的一面，足以让后世学者收益非凡。罗振玉的故居在京都，“永慕园”现在只剩下一个纪念碑了。

我也曾在日本多年留学，今天怀着对罗王二位非常恭敬的心态讲一点自己的想法，谢谢大家。

13.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陈捷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清人如何访书的学术交流历史，除了杨守敬这样的学者，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中日交流的商业渠道。百年之后，今天我看到这个展览，我感觉意义非凡。很多展品都是首次露面，甚至有些是国外回流回来的，也正是我们国运昌盛之后文化振兴的一个重要体现。罗振玉作为一个兼具学人和商人的身份，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了日本人收藏中国文物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和很多近代流入日本的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宋元时期、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东西和辛亥革命之后传入的东西在审美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之前在整理犬养毅收藏的罗振玉写的一批小纸片，上面就写着罗振玉告诉他，你收购名人尺牍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罗振玉影响着国际艺术品市场。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品市场，很多藏品都是通过日本再流转到欧洲、美国等地，此次展览出现的很多名人尺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真心希望（罗振玉致宝熙信札）这批资料能够尽快整理出版，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样对我们了解中日文化交流，了解中国艺术品的在世界的流转过程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14.文汇报资深记者 陆灏

这个展览非常精彩，在座各位都是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我是一个编辑，我就说一下我在工作过程中有一件跟罗雪堂先生有关的小事。90年代初，我跟上海的一批老先生交往甚密，有唐振常先生、周劭先生、邓云乡先生、金性尧先生、陈子善先生等吃饭聊天。来往之间谈的最多是明清之间的一些掌故，这些老先生对清末诸事非常了解，如数家珍，很多故事。有一次，邓先生就说他有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有一个大胡子是梁鼎芬，另一个不知道是谁。邓先生去世后，我就约周立安先生的稿，他就在00年的《万象》上写了一篇《幕府奇人梁鼎芬》，讲了梁鼎芬的故事，并附了这张照片，文章发出来以后，收到了罗继祖先生的一封信，说另外一位就是罗振玉先生。后来他又写了一篇《罗梁之间》，写罗振玉和梁鼎芬之间的关系，说到这张照片是1919年，罗雪堂从日本回来，他要住在天津，当时有一个叫赵世俊是个书法家，跟他说，你到北京来吧，我这儿有个房子蛮好的。罗雪堂就去北京看房子顺便去看望病中的梁鼎芬，梁鼎芬跟他说了很多包括张勋复辟之类的事情，想请罗振玉也去做宣统的老师，因为不想像谣言一样接替梁鼎芬做皇帝的老师，所以罗振玉就没有搬去北京居住，梁鼎芬也于当年十月去世了。话说回来，这张老照片后来就给了我，照片上有一个斋号“葵霜阁”，是梁鼎芬的藏书楼名字。

其实不只是那些老先生，对于人们来讲，长期以来大部分国人对罗雪堂是不了解的，大部分认知都是偏向负面的，比如逼死王国维等不堪启齿的事情。但是最近20年情况大有好转，人们对罗振玉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全面和客观。罗、王二人的认知度之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来自于王国维后来在清华国学院有学生，学生对老师的宣传有很大的作用。

15.澎湃新闻上海书评记者 郑诗亮

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获取技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在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信息量的爆炸式跨越，人们会不会对纸质媒体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失去关注和缺少热情，发声的渠道越来越窄。然而通过我们媒体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除了年龄大的人一如既往地关注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非常有兴趣。通过今天的展览，我发现罗王两位学者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包括他们同海外汉学者的联系，包括一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都这的我们去关注和传播。

16.金石收藏家 田振宇

我跟罗振玉算半个同乡，我比较喜欢研究金石碑帖，而罗振玉在碑帖领域又是一个影响极大的学者。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唐朝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除了乾嘉时期的翁方纲对这个石碑有个专著之外，罗振玉对其非常关注，从罗振玉19岁第一本著作《读碑小笺》里面就有对这个碑帖的记述条目，提出王昶的《金石萃编》里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到晚年的《石交录》，期间多有对吴湖帆《化度寺碑》的见解出现。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一个唐碑的关注，其间他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从跟从翁方纲的观点，到敦煌本的发现，罗振玉一直在修正自己的看法，确定了敦煌本和吴湖帆的王昶本都是唐石原刻，形成这个观点，中间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梳理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罗振玉求实求真、治学严谨的精神和态度，这对后世学者具有借鉴和模范作用。

17.西泠拍卖中国书画部及名人手迹专场负责人 陆丰川

首先，特别感谢各位学者专家对这次活动的支持与肯定。在我读书时期，历史学家卡尔的一句话影响我很深，他说要知道历史就要先了解历史学家，要知道历史学家就要先知道他的知识环境。作为从事拍卖行业的人来说，往往能够同时接触到不同门类的实物，我一直想把各个门类的藏品和资料汇整到一个主题当中，以恢复当时他们所藏、所见，推想所思。

雪堂公在各个方面都很出色，有很高的水准和丰富的材料，‘雪堂雅集’这个话题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值得我们探讨和探索新的展示方式。所以我把第一章特意拿出来，一切从他们所藏所见的展开话题。通过雪堂为中心的雅集活动来理解王国维，也更还原当时的情境。然而，这并不是说有了这些少数他们所藏所见的东西，就能窥见全璧了，但是却可以体会他们的基本趣味。作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可能并没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扎实功夫，所以理解趣味反倒显得重要，这也是拍卖公司具有艺术教育的意味。

我也一直在思考，拍卖公司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责、应该放在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我觉得它至少要围绕一个‘文化中介’，把从各个渠道搜罗来的‘材料’贡献给需要的人，需要的学者、需要的藏家，真正能够理解它、保护它的地方。而从收集、整理、研究到公布的漫长过程，是非常需要由学界参与，由一级市场等整个艺术机构共同链接而成的。

18.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丁小明（学术主持）

谢谢在座各位专家的赐教，精彩纷呈，信息量也非常庞大，可以说是一次以罗王为中心的近现代学术史话题的“华山论剑”，可谓益我良多，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我来谈几句我所理解的罗振玉。记得20年前，我读到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其中对罗振玉有这样的一段话评价：

在中国的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者未必能读书，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也未必能以私人的财力来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一生在这些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功夫，为成为我们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

这段话当时对我影响很大，也引起我了解甚至研究罗振玉其人其学的兴趣，其实我后来发现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借用的钱大昕为卢抱经《群书拾补》一书所作序文，但是张舜徽将钱对卢的评价移到罗振玉身上更适当，罗振玉可谓是一个至伟至大的学人，他在世界学术史上都应有相当高度与影响。而今天在这里，除了评价罗振玉的个人成就与贡献，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话题，那就是如何给以罗王为核心的这一“罗王之学”及学派进行学术史上定位，当我们审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时，我们发现影响最大的无非是以章黄、罗王、胡傅为核心的三大学术流派，他们之间特别是罗王学派与以傅斯年为核心的史语所之间学术递承关系是缺乏关注与揭示的。最近中华书局出版是高田时雄《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提及一个材料很值得学界关注，那就是傅斯年为了鼓动李盛铎之子李滂为史语所的研究提供文献，以罗振玉流布文献的贡献为榜样来激励李滂，其实傅斯年是以罗振玉为榜样与对手并渴望超越罗振玉的，正如罗振玉在金石学上以翁方纲为榜样与对手，在版本及古抄本上以杨守敬为榜样与对手一样。这些大的问题是关乎罗王之学及其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定位的，是需要新时期学术史研究加以特别的关注的。最后，关于罗振玉研究，我说一个缠绕在我心中的很久的问题，那就是在家境一般，特别没有高明老师指导的环境下，罗振玉是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文献学家中传播文献最多的学者，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学界卓有影响的学人的。在我们当下这个背景之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