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1897～1931） 致郭嗣音未刊信札
信笺（新月书店编辑所稿纸） 一通二页
说明：郭嗣音上款，由其家属友情提供。郭嗣音为海宁名医，徐志摩老乡。据海宁著名藏书楼衍芬草堂主人之后蒋启霆回忆，郭父郭颂音、徐父徐申如均为海宁宜园茶馆的常客。
徐志摩此信，是对郭嗣音请托的覆信，极可见徐氏待人的热诚。想来，当是郭氏意欲在上海有所作为。因之，徐志摩试图请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帮忙，并如郭氏嘱咐应付卫生局，还打算请名医陆仲安作介绍。查陆仲安，安徽徽州人，海上名医，曾为孙中山、胡适、林纾治病，胡适曾为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信件使用新月书店编辑所稿纸，表明此信当作于1927至1930年间。该书店由胡适、徐志摩创办于1927年，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余上沅、叶公超等均为书店董事，曾出版徐志摩《志摩的诗》、陈梦家《新月诗选》、梁实秋《骂人的艺术》等。其中，徐志摩为书店灵魂人物，出力尤多，以至于徐氏意外去世后，原先风光无限的新月书店即于不久后停业，嗣于二年后盘给商务印书馆。
另外，徐志摩写道“四方多难，乃有瑞征”，亦有利于判断此信的时间。对于此番下雪，徐志摩认为“我乡诗翁定然着忙”，请郭氏告知故乡雅事。对于自身情况，则认为“惟知迎送远客、奔波执教”，“无善况为乡人道也”。
27.5×17.5cm×2
胡适（1891~1962） 致王重民、刘修业夫妇有关《西游记》、《水经注》研究的重要信札一批
信笺 四通十六页
1945、1946、1948年作
刊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04期。
著录：1.《胡适文集 7 书信》P185-188，胡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胡适全集 第25卷》P181-184，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胡适精品集14：自由主义》P223-225，胡明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4.《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P429，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
参阅：1.《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P427、508-512、518、519，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
2.《胡适来往书信选》P15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说明：著名学者王重民、刘修业夫妇上款并题跋。王氏为胡适忘年交、知己，是胡适中年时期联系最密切的对象，曾促使胡氏重拾《水经注》研究，为其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刘修业为同时代学者中研究吴承恩最深入者。
胡适为新文化运动领袖。这批书信为胡氏在市场中所见篇幅最长的信件之一，并紧扣《西游记》、《水经注》研究等重要课题，涉及胡适本人对戴震、卢文弨、王国维、孟森学术研究的评价，以及自陈胡著《白话文学史》的侧重所在。信件不惟反映胡适的学术态度，亦是其为人、个性的真切记载。
27×20cm×16
巴金（1904~2005） 《随想录 · 怀念萧珊》完整最初稿
文稿 八页
约1978年8月13日作
发表：香港《大公报》，1979年2月2日至5日。
参阅：1. 《巴金随想录手稿本第一集：随想录》P20-34，巴金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
2. 《随想录》，巴金著，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3. 《爝火集》，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著录：《巴金的一个世纪》P411，唐金海、张晓云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
说明：《怀念萧珊》是巴金《随想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为重要的篇章。《怀念萧珊》开启了巴金晚年写作的新阶段，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影响深远。本标的《怀念萧珊》完整最初稿为市场仅见的巴金重要著作手稿，作于萧珊逝世六周年。回忆十年浩劫不寒而栗，巴金以朴实而深情的笔触写下自己对萧珊的怀念，但因悲痛难抑，未成即辍笔，终稿于1979年1月16日写成。
21×15cm×8
茅盾（1896～1981） 《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手稿
文稿 八页
1958年作
刊载：《世界文学》1959年1月1日。
著录：1.《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P94-98，世界文学社编，作家出版社，1959年。
2.《茅盾全集·第十三卷》P407-411，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3.《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茅盾散文（一）》P131-135，贾亭、纪恩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4.《茅盾年谱》P399，万树玉编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 1986年。
5.《茅盾年谱》P413，查国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6．《茅盾年谱 下》P1042，唐金海、刘长鼎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7.《外国文学论文索引》P14，卢永茂等编，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
8.《茅盾研究资料集》P395，山东大学中文系文史哲研究所编，山东大学中文系文史哲研究所，1979年。
9．《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 第2卷》P526，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
10. 《茅盾研究资料 下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P959，孙中田，查国华编著，智慧财产权出版社，2010年。
11.《茅盾学论稿》P203，李广德著，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
12.《中国著名文学家论人生》P162，张念宏、晓蓓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
13.《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 第20集》P24，丁景唐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出版：1.《凝聚的历史瞬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
2．《翰墨华章——新中国以来名家书画文牍集》P96，文物出版社, 2015年。
说明：此为茅盾在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后，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回忆会议的《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文稿八页。文稿经数次数处修改，多数修改意见在《世界文学》刊载此文时被採纳。文中引述并支持赫鲁晓夫提出“塔什干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加强亚非民族、作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并说明下次大会在开罗举行，且抱着会有更多的亚非拉民族取得自由和独立的希冀。
书写所用稿纸背面为公文，涉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人员名单、及第五次会议周恩来提请的《汉语拼音方案》等，并有铅笔所书本文稿收录相关备注。
33.5×18.5cm 25.5×18.5cm×7
毛岸英（1922~1950） 致杨翊罕见毛笔信
信笺 一通一页（带信封一枚）
1948年7月6日作
著录：杨翊《忆岸英》，载《中国老年报》，1990年8月15日。
说明：上款人杨翊（履冰）原名易鼎铭，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新闻骨干之一，1948年加入新华社。杨翊亦是中共早期党员易礼容、许文煊之子，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后与杨翊交往甚密。
毛岸英信札世所罕见，此为目前市场仅见的毛岸英毛笔信札。此信写作于1948年7月。当年一月，杨翊调随中共中央在陕北坚持工作的新华总社四大队工作，而毛岸英刚从山东土改工作团回到延安。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再次重逢，此信中流露出毛岸英的热情洋溢与喜悦。信中提及杨翊之母许文煊，毛岸英自幼失恃，许文煊在延安时对其照顾有加，故毛岸英在信中对许文煊的到访十分激动。
杨翊后历任新华社布拉格、开罗、伦敦分社社长等职。
附上款人资料一批。
25×25cm
毛岸英（1922～1950） 致杨翊有关长沙解放罕见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附信封一枚）
1948年12月6日作
著录：杨翊《忆岸英》，载《中国老年报》，1990年8月15日。
说明：上款人杨翊（履冰）原名易鼎铭，为中共早期党员易礼容、许文煊之子，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新闻骨干之一。杨翊在延安时与毛岸英交往甚密。
此信是市场中仅见的毛岸英钢笔书信，写作于1948年7月，提及解放长沙，殊为珍贵。
毛岸英在信中写道“解放军打到长沙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为了防止因写信而给亲人带去伤害，遂劝告思念亲人心切的杨翊“索性不写都好”，即是要写，也“望谨慎、谨慎、再谨慎”，可见毛岸英真诚、乐观与认真的人格，极为难得。
信中提及朱执诚（即朱曦光、朱希）为新知书店创办人之一，1933年慕邹韬奋先生之名，考进生活书店当练习生。1935年与一众左翼文化人士共同创办新知书店，后与生活书店、读书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
附上款人资料一批。
25.5×15.5cm（信笺尺寸） 9.5×7.5cm（信封尺寸）
孙中山（1866～1925） 致焦易堂重要信札册
纸本 册页（十二页）
1922、1923年作
出版：1.《孙中山与浙江》图版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里》图版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3.《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图版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咸阳报社印刷厂，1992年。
著录：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P38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1979年。
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P513、1079、127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1979年。
3.《孙中山全集 第六卷》P251、546、623、624、649，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5年。
4.《孙中山与浙江》P110-1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里》P81-8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6.《孙中山年谱长编》P1505、1523、1538、1599，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
7.《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P131、133-134、137-138、149-15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武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咸阳报社印刷厂，1992年。
说明：民国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上款，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此为晚年孙中山思想转型时期重要信札四通，带实寄封一枚，题跋者、出版著录级别之高，均为市场仅见，为拍卖市场中所见最重要的孙氏手稿之一。
信札册由戴季陶题签，民国政要及名流尤列、于右任、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张默君、马相伯题跋，汪精卫等人执笔，堪称国宝。众人均为焦易堂多年同事、好友。
信件作于陈炯明叛变之后、曹锟贿选和改组国民党之前，正是孙中山酝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时，是研究、了解孙中山晚年一系列决策的关键。
信件内容紧扣时任财政总长罗文干被诬一案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跋扈一事，鲜明地反映出孙氏身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三民主义理想的坚持，以及处理时事随机应变的政治技巧，是对孙氏人格和智慧的绝佳体现。
焦易堂为孙中山的重要革命同志，终身致力于孙氏的革命事业，是最终颠覆曹锟政权、1925年迎接孙氏北上的重要功臣。二人又为患难之交，陈炯明叛变时孙、焦二人均在现场，随后焦氏便奉孙中山命令前往北方活动，以分化北洋势力、促进北方革命为目的。这批信件即作于焦氏北上之后。
北上后，焦易堂致力于宣传孙中山思想，集资刊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讲演稿二十余万份，散发于北方军、政、学界。与此同时，焦氏积极在北洋政府国会中参政议政，与吴景濂（曾经的孙中山革命同道）等不良分子作斗争，避免国会为军阀所把持、利用。在此期间，北京发生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即北洋军阀内部以曹锟为首的津宝派与以吴佩孚为首的洛吴派之间，以罗氏签定《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一事为突破口，展开的以倒王宠惠内阁为目的的内斗。凡此，焦氏均切实向孙氏汇报。
孙中山对焦氏的诸多努力颇为嘉许，指示焦氏以宣传工作为重，且已派张继北上（尚“因家事滞沪”）；对军阀斗争则“以去吴景濂之议长及议员中不良分子”为“最低限之让步”，“庶使国会空气稍得清明”。
多年后，焦易堂将孙中山书信装裱成册，请一众国民党元老、学者题字，引起胡汉民、戴季陶关于信件由谁执笔的争论，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内部胡汉民、蒋介石的权力之争。在题跋中，戴季陶以业已牺牲的朱执信为执笔人，而胡汉民则以为是汪精卫。其中的差别在于，戴季陶意图抹煞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关系及其贡献，胡汉民则正视汪精卫，援其为助力以抗衡蒋介石。
36.5×25cm（册页尺寸）
蒋介石（1887～1975）亲批《孔庸之（孔祥熙）先生事略》文稿 及孔祥熙自用印三方
刊载：《传记文学》，第53卷第5期，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著录：1.《从政前之孔祥熙先生》P176，孟天祯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2.《革命人物志 （第五集）》P18-22，黄季陆主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
3.《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P240-245，郭荣生编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说明：孔祥熙上款及旧藏。
此为孔祥熙去世后，蒋介石口述并亲笔修改的《孔庸之先生事略》文稿，为国民党方面对孔氏一生所为盖棺定论的评价。蒋介石亲自书此祭文，并手书“为国尽瘁”挽幛，为孔氏举办盛大的追悼会。如此待遇，在蒋而言，可谓绝无仅有。
此文稿系《事略》的定稿本，几乎与最终出版者完全相同。文稿批改累累，反映出蒋氏在构思、书写此稿时的种种考虑，尤其是涉及对孔氏辩诬的一段，蒋氏甚至悉数涂去原稿而重新书写。稿上有墨、红、蓝三种修改痕迹，前二者系蒋亲自所为。
三枚印章为乔大壮、寿石工所刻，辛亥革命元老、暨南大学创始人郑洪年等持赠。
26.5×19cm×19 3.4×3.3×6.5cm×2 2.5×2.5×7cm
郭沫若（1892～1978） 《红旗歌谣》批改文稿
纸本 册页（十二页）
约1959年作
出版：《翰墨华章 新中国以来名家书画文牍集》P86，翰墨华章大展组委会编，文物出版社，2015年。
说明：欧阳中石题签。
此为郭沫若亲笔批改《红旗歌谣》注释及相关信札文稿一册，批校累累，有大量增删和修改，是郭氏博学多识及建国后出版风气的重要反映，可管窥领袖和政治号召对诗歌的巨大影响。其中诸多批阅均涉及郭氏所擅长的上古文学领域，并谈及其重要著作《虎符》、《蔡文姬》、《骆驼集》的外文出版问题。
《红旗歌谣》为周扬、郭沫若响应毛泽东号召而编选的民歌集，意在倡导新民歌，所收均为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歌谣，是新中国诗歌中具有典型性的诗歌集。
38×29cm（册页尺寸）
张澜（1872~1955）、沈钧儒（1875～1963）、吴晗（1909~1969）、叶圣陶（1894~1988）、茅盾（1896～1981）等 光明日报社辑《名人签名和题词》册
纸本 册页（约一百八十六页）
1951年作
出版：沈钧儒题辞，载《翰墨华章 新中国以来名家书画文牍集》P54，翰墨华章大展组委会编，文物出版社，2015年。
刊载：张澜题辞，载《光明日报》，1950年7月15日第2版。
著录：1.张澜题辞，载《张澜年谱》P413，谢增寿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
2.张澜题辞，载《张澜文集 下》P507，谢增寿、何尊沛、张广华编，群言出版社，2014年。
说明：此为光明日报社辑存《名人签名和题词》一册，多达近二百页，涵盖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界二百余位重要人物签名（部分为勾摹和印刷），异常难得。这批签名当为该社集中一段时间、前后数次收集而成，甚而包括时任国家副主席、民盟主席张澜在《光明日报》《民盟殉难先烈特刊》上发表的题辞，以及时任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各一帧。其中部分签名非常罕见。
具体签名包括张澜、沈钧儒、林伯渠、吴晗及其夫人王麦初、茅盾及其夫人孔德沚、郭沫若、叶圣陶、史良、千家驹、李济深、邵力子、章伯钧、罗隆基、谭平山、楚图南、齐燕铭、胡愈之、侯德榜、张奚若、翦伯赞、陈叔通、常任侠、蔡廷锴、潘光旦、欧阳予倩、李锡九、王新元、王一鸣、王葆真、方菁、王雨亭、孔绶蘅、丘哲、丘文山、丘仰飞、白杨、包达三、朱学范、吕集义、李文宜、李子健、李何林、李伯球、李烛尘、李国钧、李象九、沈志远、沈在玑、沈子槎、吴大琨、辛志超、宋云彬、狄超白、周新民、周苍柏、官文森、柯灵、施覆亮、张云川、许德珩、许宝骙、闻家驷、毛泽东、朱德、陈毅、刘伯承、宋庆龄、邓颖超、何香凝、陈伯达、饶漱石、张元济、钱学森、王绍鏊、王一帆、天宝、司徒美堂、巨赞、朱早观、朱蕴山、白寿彝、李木庵、李书城、李侠公、李任仁、吴玉章、吴藻溪、林砺儒、张曙时等。
23.5×18.5cm（册页尺寸）
▲ 2017西泠春拍
柳亚子（1887～1958） 有关南社、秋瑾以及社会主义等早年重要手稿一批1923、1924年作
刊载：《新黎里》，1923年12月1日。
著录：1.《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民国十二（1923）年。
2.《徐自华诗文集》P235，郭延礼编，中华书局，1990年。
3.《磨剑室文录 上》P742-749，柳亚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徐自华集》P233-23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说明：秋瑾知己徐自华、诸福坤弟子沈廷钟等上款。
柳亚子为南社发起人及社长，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均为先行者。这批柳氏文稿集中创作于1923、1924年间，围绕社会主义、秋瑾、南社、社会改良等五四时期重要主题，诸手稿几乎均即时出版，有诸多刊载、著录，完整保存至今，殊为不易。
尺寸不一
蔡元培（1867～1940） 中央研究院时期重要信稿底本一批
信笺 约一百页
1931、1932年作
著录：《蔡元培全集 第六卷》P5-6、10-11、13、17-18、21、26、30-38、40、41、44-47、51、52、73、100-102、104-109、116、117、144、145、147-150、164-166，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8年。
说明：此为蔡元培1931、1932年间，任职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信札及信稿一批，为市场所见数量最大、最重要的蔡元培文献。文献使用中央研究院稿纸，多达一百余页，几乎每通均有蔡氏签字，并有大量亲笔批注。同时，其中一通为蔡元培通篇亲笔。
信件上款包括陈布雷、顾维钧、叶恭绰、于右任、刘海粟、林森、蒋梦麟、俞大维、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张难先、吴敬恒、张静江、王宠惠、王伯群、王世杰、邵裴子、陈其采、朱家骅、罗家伦、叶楚伧、邵元冲、王云五、张道藩、何思源、李登辉、袁同礼等民国时期最杰出的政客、文化界人士，关于林风眠、刘开渠、熊十力、王济远巴黎个展、中国公学学潮等人等事，可从中管窥这批文献价值之一斑。
这批书信部分完整收录于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而大部分信札从未刊布，对研究蔡元培及当时政界、文化界无疑有重大意义。
从文献判断，蔡元培的书信当有三个本子：其一为草稿，二为发出的定稿，三为誊清后的留存稿。《蔡元培全集》的编撰在很大程度上即依赖于后两者，而眼前的文献当系最初的草创稿。
此稿本当系蔡氏秘书所拟，经蔡元培过目、批阅并签上“蔡”后，方可发出并留底。至于哪些信件可发或当留底，均取决于蔡氏在这份草稿上的意见，如“复”、“抄”、“不抄”等。
A3×100（约） A4
▲ 2017西泠春拍
傅斯年（1896~1950）等 致李盛铎有关发掘安阳殷墟、抢救大内档案等信札一批信笺 三十二通约八十页
说明：清末著名政治家、藏书家李盛铎上款。
本标的计有傅斯年、邹维良、夏芳津、陆道颐、吴成熙、周承芳、刘道椿、蒋中觉、何刚德、谭振、施肇英、黄元植、陈秉钧、洪铸、欧阳均、徐德鹤、曹鼎、吴熙恩等三十二通约八十页。作信者多为李盛铎之同僚、弟子、姻亲。此批信札时间跨越清末到民国十八（1929）年。
傅斯年致李盛铎信札作于1929年，是罕见的早年亲笔信，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四大发现之二的安阳殷墟挖掘和大内档案，且傅、李二位皆为重要当事人，其珍贵显而易见。安阳殷墟发掘是傅斯年主持史语所的第一成就，而抢救大内档案更离不开傅斯年的奔走努力，以及陈寅恪的协商和李盛铎的成全。
▲ 2017西泠春拍
沈尹默（1883～1971）夫妇 致褚保三夫妇重要家信、诗稿、润格等一批
约1955、1962年作出版：《尹默二十年祭》附件一、附件二插图，吴耀辉、卢之章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说明：褚保三、徐祖慧夫妇上款。褚保三为沈尹默夫人褚保权三弟。沈氏夫妇没有子嗣，即以褚保三儿子褚家立为后。
此为沈尹默、褚保权夫妇信札、诗稿及润例五纸，因褚保权六十寿辰及海外传言沈氏过世而作，反映出沈氏当时多受国家关照、心情舒朗的景状。信笺并关乎沈钧儒、内山完造等。同时，沈氏亦有劝褚保三夫妇回国之意。
这批信笺与诗稿后来部分出版于《尹默二十年祭》一书。
写信时，沈尹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委，曾得毛泽东鼓励，发表《给海外侨胞公开信》并作诗向中央献礼，正是饱受国恩之际。
50×28cm 46×28cm 32×22cm 26.5×19cm 25×15.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