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西合璧”的战争题材铜版画，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郎世宁在内的四位宫廷西洋画师奉御旨绘图,画稿远送法国巴黎，由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侯爵马里尼（Marigney）亲命著名雕版技师柯升（Cochin）主事，挑选勒巴（Le Bas）、圣多米（St.Audbin）等擅长风景铜版画的名手雕造，并请一流印工以特制“大卢瓦”纸和特种油墨精印两百套，后连同雕版一起运送回京，耗时十五年之久。全套战图共十六幅，纵56cm，横89.5cm，极为宏阔，生动再现了清军平定准格尔部及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叛乱的恢弘战争场景，堪称18世纪欧洲铜版画制作之典范，也代表了清代宫廷铜版画的最高水平。现今留存于民间的完整《战图》已非常稀少。

此套铜版画为中国皇帝订制，要求“与原图不爽毫厘”，故极得法方重视；法国亦希望能藉此博得中国皇帝的赏识，在商业和宗教方面谋求更多利益，故在改稿、雕版、用纸、刷印等各方面都力臻完美。乾隆帝对这套作品也非常满意，不仅将其用于重要颁赏及陈设，还以之为范本仿制多种战争铜版画，以表明维护大清帝国领土边疆的坚定立场。因此这套《战图》不仅具有极高在艺术价值，更是18世纪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舶来的奢侈品

铜版画源起欧洲，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是当地一种名贵的版画，常被用于复制油画和制作书籍插图，因其所用材料以铜为主，故得名。相比木刻版画，铜版画制作在材料要求、刻制和复印技术等方面更为复杂,价格亦昂。据伯希和《乾隆西域武功图考证》一文考证，《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每块铜版的雕版费约10000里物,约合银1470两，整个制作刷印耗银30000两，相比之后在国内制作的《两金川得胜图》（4017.36两）、《台湾得胜图》（3294.372两）等战图，可谓价昂。

铜版画自明万历传入我国以来，只在清代宫廷内部被少量采用（乾隆至道光年间共刊刻铜版画12种，其中战图8种、宫廷园林题材2种、舆图2种）, 民间难以推广,且随着清朝国力式微和海禁政策的实施,道光以后铜版画在清宫亦绝迹。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战争图也一直是非主流，具体的交战描绘直到明末才出现，至乾隆一朝，文治武功臻极鼎盛，战争题材的宫廷铜版画创作也进入高潮，而《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堪称其中的登峰之作。

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1755-1758）间，清军三度出兵，平定新疆准格尔、回部叛乱，一统天山南北，有效遏制了俄国东扩对蒙古牧地及西北地区的蚕食，确立了嗣后中国疆域的轮廓。乾隆皇帝对这场战役的胜利非常重视，希望能将其按照此前见过德国画家乔治•吕根达斯的铜版画战图的形式表现出来，遂令西洋宫廷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四人绘制图稿，并送往欧洲雕制铜版。而其背后的深意是要在欧洲宣扬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再次宣示新疆属大清版图的历史实情以及中亚诸部对清廷的归属，给俄国一定的警示。时任欧洲耶稣会驻华会长的费博尔（P.J Louis Le Febvre）力陈法国艺术为欧洲之冠，随后由广东的十三行和法国的印度公司签订契约承办此事。最初刷印的二百套版画均在法国完成，铜版与版画、画稿后分批运回北京，历时十余年。

“中西合璧”的战争艺术

铜版画以细腻繁复的艺术风格而著称。其制作方法大致分为腐蚀法（在金属版上用腐蚀液腐蚀）和直刻法（直接用针或刀刻制），属于凹版印刷，故相比木刻的凸版，更擅长表现细致入微的图景或人物。如果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与后来的《平定台湾战图》比较，可以看出此战图在不同线条的组合上非常丰富，单是一块石头的切面就有菱形交叉线、虚线、菱格加长点等等组成的阴影，这些阴影线与留白的组合塑造了物体的质感。又如《凯宴成功诸将士》以疏密渐层的点做出人皮肤的暗面，表现肌肉感。而《台湾战图》虽然也以线条轮廓表现物象，但是一个区块只选用一种线条，处理得较为简单。

这套战图虽由不同人绘画、雕刻，其整体风格是典型的“郎世宁体”，体现了西洋透视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全景式构图”的结合。在前景和中景的具体人物、动物塑形上，作品强调光线的明暗、投影，造型比例恰当,生动再现了战争某一瞬间的情景，是典型的西洋画风格。而在远景的处理上，则摹拟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风格和各种皴法，以“中国古代版画特有的高雅沉静风格描绘出来”。在整体的构图上，作品同样参照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将不同时间、地点的人物事件组合在一个画面中。这种迥异于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也引起了西方人的新奇感，并对西欧画坛产生一定影响。

在油墨和刷印方面，此套战图采用了特殊的油墨，乃取一种葡萄酒渣提炼而成，熬制艰难，通过“轻重匀称，阴阳配合”的娴熟刷印技艺，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出不同灰度的层次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套《战图》在当时影响甚大，但由于仅供清宫收藏及颁赏，外界流传甚少，故后世仿印过多种版本，先后有1783-1785年法国雕刻家赫尔曼缩略仿刻本（开本为原图一半）、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人沙为地石印本、日本京都帝大影印本。乾隆至道光年间，清宫以此战图为范本又仿制了《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台湾得胜图》等多种铜版画，多系中国工匠仿制，然版刻粗重，尤其在表现人物时显得经验不足，在艺术成就上皆无法超越《平定准部回部战图》。

依照中法签订的契约，十六幅铜版画原定于乾隆三十四、五、六、七年分限呈缴，但直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全部缴齐。法方深知此乃“天朝传办之物”，关乎法国艺术家之荣誉，需确保作品在完工之时“绝对完美”“无可指摘”，这里暗示了一种类似于景德镇官窑时代的 “不惜工本”的皇家标准。

在铜版雕刻前，首先要对画稿进行修改。将现藏北京故宫的一套《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彩稿与《战图》铜版画对比，两者应该是依照同一稿本制作，但在《效劳回部成功诸将》和《凯宴成功诸将士》两幅中，法方明显拉低了视角，并将观者与整幅画面的距离拉近。画稿中留白的天空，在铜版画中被层次分明的云层代替。当马里尼侯爵看到铜版画成品称赞王致诚图稿独妙时，镌工首领柯升坦言：“您所见的美丽样貌都不是出于王致诚的原稿，他只是个平庸的画家，那些效果是铜版画家们后来刻画出的”。

在铜版镌刻过程中，版画家需要视情况将精密繁复的线条一次一次地添加，每划一层都要进行试印、校稿、修版，确认无误后方能刻画下一层线条。为避免交叉线条交点模糊不清，对同一区块中不同方向的线条要分次腐蚀。为表现远景和近景的层次，深和浅的线条也需要分层腐蚀。分次或分层的决断，每一次腐蚀时间的长短，全仰赖版画家的经验，这也是一幅版画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帕斯卡尔•陶乐思（Pascal Torres）的《中国皇帝的战役：路易十五彰显的乾隆荣耀》（Les Batailles de l’empereur de Chine）一书中提供了《战图》第一次校样与最后成品的对比。油墨的调制和刷印也很有讲究。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月折包等文献记载，柯升在致京书信中提到，此铜版工夫细致，刷印最难。所用西洋纸张需浸润得法，每次上墨前先将铜版置于烤架上用炭火加热，再均匀上墨。当一张成品完成后，要将铜版上的余墨清除干净，再进行下一次加热、上墨的印刷过程。而能以揉擦手法给铜版上油并达到“轻重均匀、阴阳配合”之效果者，在数百位熟练工匠中也仅得四、五人而已。倘不谙作法，不仅刷印模糊，还会伤及铜版。另外，刷印还受到天气的影响，冬寒不宜动工。又据帕斯卡尔•陶乐思《中国皇帝的战役：路易十五彰显的乾隆荣耀》记载，由于《战图》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乾隆皇帝要求在欧洲不得留下印制品，而当时欧洲的刷印工常有私自盗印版画牟利的现象，因此尽管中方频频催促，柯升还是坚持只请一位他所信任的专业刷印师Beauvais来完成此项工作。柯升认为一天的刷印量不可能超过12或15张。如果按照1天15张计算，16块铜版每块200张的数量，至少需要213天。而相比中国木板刷印，按照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的说法，一个熟练工一天可以印1500张。

在铜版和纸张的用料方面同样颇费周折。如果按照原稿尺寸制作，法国当时最大的纸也无法留足够的边，铜版的大小也一样棘手。最终只能向英国进口适合的铜版，并向纸商Prudhommer特别定制新形制的“大卢瓦”纸以应所需。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平定西域战图解说》一文，这种“大卢瓦”纸的费用与一块铜版的价格相当。

法国原装，全套稀存

此次西泠春拍中这套完整的《战图》为法国原装册页，封面用纸及扉页所用孔雀纹特制纸均为二百年前故物，书口烫金，品相完好。乾隆三十九年(1774)，当全部铜版画镌刻完毕，法国谨循与清廷的协议，除王室与王立图书馆留存部分样本外，其余全部运往中国，故“雕刻的原版寄往中国以后，法国所存印本甚希”，此册应该就是当年留存法国者。

每幅版画下方镌有绘画者姓名及完成年份（左下）、雕版主管技师柯升的签名（中下）、雕刻者的姓名及竣工年份（右下）。后来清宫装裱时一律将下方的制作者姓名遮盖，有失原貌。本册16幅版画依次为:《凯宴成功诸将士》（郎世宁绘，1770年勒巴刻）、《平定回部献俘》（王致诚绘、马斯盖利埃刻）、《呼尔满大捷》（1765年安得义绘、1770年圣多米刻）、《库陇癸之战》（安得义绘、阿利阿曼刻）、《阿尔楚尔之战》（1765年王致诚绘、阿利阿曼刻）、《鄂垒扎拉图之战》（郎世宁绘，1770年勒巴刻）、《霍斯库鲁克之战》（郎世宁绘、1774年布勒弗刻）、《平定伊犁受降》（1765年艾启蒙绘、1769年布勒弗刻）、《伊西洱库示淖尔之战》（安得义绘、1772年郎纳刻）、《拔达山汗纳款》（安得义绘、1772年萧法刻）、《乌什酋长献城降》（安得义绘、1774年萧法刻）、《和落霍斯之捷》（1766年王致诚绘、1774年勒巴刻）、《效劳回部成功诸将》（安得义绘、1772年德尼刻）、《黑水解围》（1765年郎世宁绘、1771年勒巴刻）、《格登鄂拉折营》（1765年郎世宁绘、1769年勒巴刻）、《通古斯鲁克之战》（1765年绘、1773年圣米多刻）。

法国原印的二百套《战图》在乾隆后期已陆续散出。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月折中的颁赏清单，乾隆皇帝分五次将一百零一套《战图》赏赐给皇子、亲王、文武大臣和进呈图书最多的私人藏书家；乾隆四十九年(1784) 又谕令将《战图》分送全国各地的行宫、园林和寺院保存陈设。目前国内公藏机构中，两岸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数家藏有完整的《战图》。另据法国吉美博物馆有关介绍,目前欧洲有完整的《战图》四套, 残缺的(十五幅)一套，还有些零散分藏于私人手中。拍卖市场上，全套的原版版画非常少见，国内仅嘉德2010年春拍中一套天禄琳琅旧藏本（含乾隆御题十八幅），以190.4万元成交，余皆零本或法国缩略本。

《战图》的十六幅画稿作何归宿，今无可考。铜版自法国运回储藏宫中，1900年因义和团事件流出宫外。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乾隆得胜图平定西域战图解说》一文，现柏林民族博物馆藏有该战图铜版三张（第三、九、十五）。另有清宫重印本，新增木板刷印的乾隆御题18幅，据故宫博物院翁连溪考证，重印数量为47份。但重印本在纸墨和刷印技术上无法与法国原印本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