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清王朝正经历着康乐熙盛的康熙盛世，当皇家的富贵遇上文人的雅趣，犀角杯就成为皇子们书房案头上的必备陈设。

这件极富文人韵味的《后赤壁赋》犀角杯卓然不群，其独特之处在于底部款识，圈足内浮雕叶子漂于水波，上刻“龢斋”阳文篆书款。据有关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有一套六枚青花瓷章，为雍正封号和硕亲王时的印玺，其中就有“龢斋”阳文印，玺文书写形制与此杯书款完全相同。故宫瓷印的制作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后，且印文左右有龙纹，上方有“御赐”二字，可知是康熙帝御赐斋号。由此推想，此件犀角杯或是雍正尚为皇子时，康熙御赐的清玩雅器。

犀角杯高14.6厘米，重424克，以苏轼《后赤壁赋》内容为母题，整杯取亚洲犀角满工而作，移步换景地勾勒出可游可赏的赤壁画卷。犀杯外壁一侧，有亭台楼阁半隐林中，曲径通幽、溪水潺潺，营造出“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的环境；苏子相约友人，深夜出行。下方雕刻江水滚滚，三人在舟中围坐，“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画面层次深远，可感“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美景。犀杯另一侧，雕小船归来，“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天上有一只孤鹤横江东来，于舟上空飞掠而过，“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杯尾处巧用犀角天然的天罡地沟，镂空圆雕松枫矗立，制为杯柄，更有松木郁郁葱葱，数条出枝寻入杯内，饶有生气。

在杯口下一处山石上，雕刻另一阳文款“文枢”，是明末清初犀角雕大家周文枢名号。目前所见带有“文枢”名款的犀角杯多为阴刻，这些铭刻真伪参半，不乏传承中后添款识，而阳文款则较为少见，可谓此犀杯的另一个亮点。

周文枢，清初金陵落第秀才，苏轼，北宋元丰二年被贬黄州。两者境遇除却时空文献中，竟有着十分相似。周文枢如何从落魄书生成为犀雕大师的过程无史可考，但其传世作品多以《赤壁赋》为题材，可窥他内心对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寄情清风明月的超脱。

仔细端详这件作品，其雕刻技艺高超，圆雕、浮雕、印刻、镂空无一不具、无一不精。人物不细求五官，只寥寥数笔，神韵全出；岩壁不苛造纹理，只大刀阔斧，一气呵成；水流精雕细刻，条条分明，气韵贯通，似闻水声。内堂抛光圆润，规整大度，抚之适手，可见作者对于犀角工艺的独到体悟与大家风范。

多数《赤壁赋》犀角杯，着重墨刻画苏轼游船的主题，意指其失意与落寞。而此作更像是一幅对山水秀美的风景画，人物点缀其间。也许，这正是作者突破传统表现方式而展现自己心灵的创作。他相信“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才是永恒之物，而苏子所感慨的“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故事，已经随着犀角杯又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犀角杯本已稀少，在历朝历代中或损坏，或遗失，带有皇家名款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此件作品无论从工艺、款识、选料、色泽、品相都属上乘，实为传世犀角雕刻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