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历来是西泠拍卖的重点，本次古代专场共征集500余件拍品，删选后上拍380件拍品，可谓把关从严。其中有明代徐渭的《羲之笼鹅图》，陈道复的花卉手卷，文征明、祝允明的《醉翁亭记书画合卷》，倪元璐的《书画合璧卷》，祝允明、文征明等十二家《金笺书法扇册》，蓝瑛、董其昌、陈洪绶、查士标、杨文骢等的山水书画成扇，以及唐寅、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等大家的书法精品；清代部分则有王原祁、邹一桂、张宗苍、王玉樵、郑簠以及金陵八家的龚贤、扬州八怪中金农、郑板桥、高凤翰、黄慎、李鳝、罗聘、华嵒等的山水、花卉和精彩的书法作品。另有一件曾为张大千兄弟收藏，幷被著录在《大风堂名迹》第四集中的北宋崔白的《秋兔图》，都值得关注。

《秋兔图》是一件高古作品，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纵100.5厘米，横52厘米，绘画气息、绢质以及幅宽等与所见传世北宋作品相类。曾为张善孖、张大千兄弟收藏，收入《大风堂名迹》第四集，名曰北宋崔白《秋兔图》。画上钤有宋徽宗、贾似道、赵孟頫，元内府、文征明，以及张大千兄弟鉴藏印17方。崔白生卒年不详，大约为北宋仁宗至神宗时期人（1068~1085），熙宁（1068~1077）初补图画院艺学。擅画花鸟竹禽，尤工秋荷凫雁。注重写生，精于勾勒填彩，笔迹劲利，设色浅淡，他的绘画改变了宋初以来画院流行的黄筌父子浓艶细密的画风。也画人物和佛道、鬼神、走兽等。传世作品有北京故宫的《寒雀图》、台北故宫的《竹鸥图》、《双喜图》。此画为台湾知名藏家收藏，本次付拍西泠拍卖正是从台湾征集。

宋人（旧题崔白） 秋兔图 设色绢本 镜片 100.5×52cm

《羲之笼鹅图》，水墨纸本，纵90.5厘米，横38厘米，以泼墨写意的笔法绘王羲之山阴道上书扇换鹅的故事。画中王羲之执扇席地作自赏状，小儿抱鹅趋前，颇有一种情趣。徐渭是绍兴人，王羲之则书法名之绍兴，所以在绍兴的任何一条街巷乃至乌篷船里，都有传说不尽的关于王羲之的故事，徐渭自幼耳熟能详，绘此题材如同信手拈来，所画笔墨率意，灵性得很。画上题徐渭自作五言律诗一首，未署年款。徐渭作品尤其绘画通常都不署年款。经阅读相关专家著述，以及排比权威出版物收录的徐渭书画作品可知，徐渭作品凡署年款的多为其中年即大约50岁以后所作，据此推断，《羲之笼鹅图》大约作于50岁之前，也就是徐渭因精神分裂误杀妻子幷遭下狱前后所作。徐渭是天才艺术家，但是存世作品不多，《羲之笼鹅图》面貌典型，十分难得。此作曾为吴铁声、黄葆戉收藏。吴铁声一时无查，黄葆戉则为著名书画篆刻家，民国初年以来历任安徽法政学堂教员，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上海美专绘画系主任等职，幷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编审20余年，是一位精鉴善赏的行家。

徐 渭（1521～1593） 羲之笼鹅图 水墨纸本 立轴 90.5×38cm

唐寅《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为张大千大风堂旧藏之物，纸本，手卷，纵25.8厘米，横218厘米，行书录《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全文，作于“正德癸酉腊月上九”，款署“前乡贡进士苏台唐寅书于洪州铁柱观”，印钤朱文“唐伯虎”、“六如居士”。“正德癸酉”即1513年，时年唐寅44岁。卷前卷后分别有“大风堂珍藏印”、“第一希有”、“别时容易”、“不负古人告后人”四方印钤于幅内。前有张大千“唐子畏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真迹”引首，题于“戊申之闰七月既望”即1968年7、8月间，此时张大千居巴西八德园家中（这年11月底，张大千曾赴美国治疗眼疾），引首应该是他在巴西题写。后来此卷溢出，溢出之前，他在卷后钤“别时容易”印。“别时容易”是张大千的重要收藏印，通常这方印他只钤于从他手中流出的重要古代名迹上。此印后来不慎丢失，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美国，现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而此卷流出去的具体时间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1949年他离开大陆之后，这从所钤“不负古人告后人”印中可知。张大千有多方“不负古人告后人”印，用得较多的是两方，一为方形，一为长方形，均为阳刻元朱细文印。1949年前他在大陆时所钤“不负古人告后人”印多为方形那方，离开大陆的时候，大约因为当时战乱匆忙，这方印可能遗留在了大陆，于是他在1951年请张祥凝另刻一方，即此卷所钤这方。在张大千收藏过的作品上，凡钤“别时容易”印的都有一种惜别的伤感在其中，因为“别时容易见时难”。但是张大千没有想到，他在巴西又见到了这个手卷，引首大约就是复见此卷时题写的。1983年春节，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明四大家专题展览，幷向海内外重要收藏家征借展品，唐寅此卷即为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展览的同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选编重要展品辑印画册《明代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四大家书画集》，《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入选其中，刊于画册第81页。

唐  寅（1470～1523） 行书 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卷（局部）
纸本  手卷 1513年作 引首：26×97cm  画心：25.8×218cm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明成化、嘉靖年间苏州人，才学出众，与徐贞卿、祝允明、文征明合称为“吴中四才子”。弘治十一年（1498）举南京乡试第一名，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因为卷入“科考舞弊案”被取消资格，幷责以刑狱，从此绝意仕进，专志书画，此卷款署“前乡贡进士”指得就是这件事。此卷书法清逸俊雅，品相亦佳，又曾为大风堂藏物，更有重要展出背景，值得宝藏。

倪元璐《书画合璧卷》极为难得，一诗一画，诗为五言，名曰《古盘吟为范质公吏部》，所书结体端庄，用笔沉稳。画则以淡墨绘将乐砚山，峰峦五起，形状奇妙，轻擦浅染，玲珑剔透。该卷在乾隆年间已被著录在陈焯所著的《湘管斋寓赏编》第四卷中，上海书店也为之出版拉页式单行本，童衍方先生为单行本写有后记。单行本出版后，有人从上海将书寄至香港赠送董桥先生。董桥先生观册大喜，作一篇《倪元璐的字真帅》的文章，娓娓叙说与此册相关的人和事，其中叙及“一九六八年，张大千将旧藏倪元璐写的《古盘吟》，送给了台静农，并照台静农的嘱咐补画了一幅《石交图》，提醒台先生把乾隆年间陈焯所著《湘管斋寓赏编》里著录的倪元璐书画合璧卷考证文字抄在卷末。那是说，倪元璐生前为好友范景文抄录《古盘吟》画了石交图，世称书画合璧卷……”可惜，张大千和台静农二位先生生前都无缘见到这个手卷，真是憾事。1990年台静农先生将张大千送赠的旧藏倪元璐《古盘吟》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董桥先生的文章见2008年11月2日东方早报）。中国书协研究部副主任刘恒先生也为此卷撰有《贞石见风骨，诗笔溢清芳——读倪元璐书画合璧卷》的专门文章（见本期《通讯》）。毫无疑问，《书画合璧卷》是一件值得高度关注的倪元璐精品手卷。

倪元璐（1593～1644） 书画合璧卷（局部）
水墨纸本 手卷 1638年作 引首一：26.8×100.5cm  引首二：27.8×63cm
画心：25×332cm 跋文一：27.8×34.5cm 跋文二：25×55cm

十二开明代泥金书法扇页册是可圈可点的传世艺术佳作，其可圈点处有三：一、十二帧扇页俱为泥金底子，品相佳；二、十二位书家均史册有载，都是名家；三，十二帧书法皆为书家得意作品，非常难得。如果按生年排列，十二位书家依次为：祝允明、文征明、文彭、周天球、王世懋、屠隆、张瑞图、文震孟、侯豫瞻、陈元素、归庄、吴山涛，其中除了归庄与吴山涛生于明末万历、天启年间，卒于清初康熙年间以外，其余十位均为明中期的天顺至晚期的崇祯年间人，幷且都是学养书艺俱佳的硕学之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本泥金扇册是明中晚期书法的一个缩影，这是这本册页最可圈点的地方。

祝允明、文征明、文 彭、周天球、王世懋、屠 隆、
张瑞图、文震孟、侯豫瞻、陈元素、归 庄、吴山涛 明贤法书扇册
泥金纸本  扇页（十二开选四） 1644年作
19×54cm 17×52.5cm 16×47.5cm 17×55cm
17×49.5cm 17×52.5cm 18.5×52.5cm 16.5×50.5cm
18×55cm 16.5×52cm 16×50.5cm 17.5×51cm

在金笺扇面上作书法幷不容易，要写得纵横驰骋难度就更大，不仅因为金笺比宣纸难吃墨，还因为要受到形式的局限。但是十二帧扇面的书法写得都很好，无论是祝允明、张瑞图的草书，还是文征明、文彭父子的亦行亦草，抑或周天球、文震孟、吴山涛等人的行书，家家都是张弛有度，挥洒自如,丝毫没有因为金笺扇面的昂贵被束缚手脚，也没有因为书家的“张狂”（比如祝允明）无视扇面的形式难度，而是在“法”与“非法”之间恰到好处地施展才华，难能可贵，保存得那么好，就更不容易。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求一帧明代金笺扇页书法或许不难，但是求一册就难，求一册品相既好书法尤佳，而且可以大致看作是一个时期书法面貌的金笺扇册则更难，当引为重视。
说到金笺扇面书法，本次拍卖会古代专场另有一把成扇同样值得一说。

此扇蓝瑛绘山水，董其昌、李流芳、严调御作书法。金笺泥金细腻，敷纸平匀，熠熠闪赤光，堪称上佳。蓝瑛以素笔落墨绘山水，不染一色，在弯环窄小的扇幅里，一畅辽廓，极为从心所欲。而一把成扇让四位晚明书画名家，幷且是声名相当的书画名家集于一体，这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成扇中是很难得的，成就此事的是吴仲言。

关于吴仲言及其这把成扇，本期通讯有专文解读，可供参考。

张瑞图是晚明大书法家，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的探花。不善政治，官却做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厄运，因为替大奸臣魏忠贤在杭州所建生祠书碑致祸，当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嗣位后于崇祯二年将他列入“逆案”，论徒三年，最后以纳资才赎罪为民。因为科举成功而误入仕途，他的一生可以厚厚地写一本书。从此张瑞图仿佛洗了一次脑，于人于事都开始改变，60岁后归隐福建晋江老家，每天诗文书画、诵经礼佛，在“白毫庵”里以“书画禅”自娱。而其书法面貌却因此由为官时的狂悍、咄咄逼人状态进入率意天真、从心无拘的境界。没了官做，却找回了文人和书法家的张瑞图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生历程如同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后人。《行书五言诗轴》就是他退出官场之后所作，通轴结字茂密紧峭，用笔方折互参，布局字密行宽，气势酣畅淋漓，为其晚年佳作。绢本，品相亦佳。曾为清代著名金石家、收藏家吴平斋收藏，钤白文“归安吴云平斋审定名贤真迹”收藏印，是为难的。

草书《临王羲之帖》则为王铎妙笔。王铎是一代书法大家，不仅在明代书法史中具有突出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位置。然而其一生处在改朝换代的明清交替时期，人生道路颠沛流离，孜孜以求的仕途在后人的眼里其实是他最不该走的一条路，他却为之得意。与张瑞图一样，他也是因为科举的成功而误入仕途，尽管官做得很大，无论在晚明的崇祯朝，南明的弘光朝，还是在清代的顺治朝，他都是官晋二品，地位显赫。然而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当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之际，他与钱谦益等数百明朝文武官员开城门迎降清军，尽管此举让南京免遭像扬州一样的“十日屠城”，他却因此染污，当历史进入“乾隆盛世”的时候，被打入“贰臣”之列，从此不得翻身，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以至人们评论王铎书法，总得先贬其人生，再褒其书法，绕一个大圈子。这话说来长了，不说也罢。

王 铎（1592～1652） 草书 临王羲之帖 绫本 立轴 1642年作 218×49cm

草书《临王羲之帖》作于“壬午”即崇祯十五年（1642），此时的王铎已被崇祯帝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但因为时局混乱，辗转多时他也未能到任，先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围追，继而又遭父母及子女妻子亡故，厄运连连，苦不堪言。此轴为“超宗老词宗”作，作于何地他没有交待，应该是辗转南京赴任途中。王铎一生无论喜悲，遣其兴者两件事：吟诗或作书。他也饮酒，但饮酒与吟诗作书往往配伍。诗多悲戚，书则泻情，故其书法草书最妙。草书的表情功能无以替代，也不可名状。此轴虽为临帖之作，其实是王铎借先人墨迹与情博弈，渲泻胸中积愤。所书正是其情无可遏的“一笔书”。写得如何？一言以蔽之：痛快淋漓。纵218厘米，横49厘米，绫本大幅，更为难得。

陈洪绶《歌诗图》，设色绢本，立轴，纵105厘米，横49厘米，绘人物故事。高士持卷诵咏，有二女，琴女绘背影，席蒲团，作弹拨状；仕女侧身执如意，席垫毯，神态静穆，如洗耳恭听。笔法则勾以高古游丝描，紧劲绵密以外，凝聚力量，使线条不仅灵动，更体现人物精神的高古气质。设色淡雅，气息古穆。款署“□迟洪绶画于溪亭”，“迟”前有类似“一”字笔划，但显然不是“一”字。察而后知此处有旧补，所谓“一”字，应该是“老”字残剩笔划，如此全款应为“老迟洪绶画于溪亭”。陈洪绶是浙江诸暨人，屋前有枫溪，1630年他在宅园内筑醉花亭，1633年起吟诗作画始署“溪山”“溪亭”等地名。而以“迟”为号，陈洪绶有悔迟、弗迟、勿迟、老迟等，为什么在一个“迟”字前面先后会冠以“悔”、“弗”、“勿”、“老”等字？甚至出现自相矛盾，比如“悔迟”与“弗迟”？其实它流露了陈洪绶由明入清后复杂的情感，“是儒家道义的自我及艺术家寄情笔墨的自我无法解决矛盾时的表现”（翁万戈语）。排比陈洪绶传世作品，最早以“迟”署款（无论诗歌还是绘画）大约是在“丙戌”年（1646年），即陈洪绶49岁那年。他一生享年55岁，所以，凡以“迟”字署款的，无论前面冠以“悔”、“弗”、“勿”、“老”哪一个字，均为陈洪绶晚年所作。

陈洪绶 《歌诗图》 设色绢本 立轴 105×49cm 说明：谢稚柳题签。

《歌诗图》乃谢稚柳所名。此画为原华东局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宇超旧藏。李宇超字任西，号越公，羽超等，斋号倚琴楼，是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于1968年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李宇超生前与谢稚柳友善，从李宇超1968年含怨去世可以推断，谢稚柳鉴赏此画应该是在“文革”之前，签条即出自谢稚柳之笔。

查士标是清初新安派画家的重要代表，字二瞻，号梅壑等，生于明万历43年（1615）。他本为晚明诸生，30岁左右遭遇明朝灭亡，从此放弃仕进之途，专事书画，属由明入清的遗民画家。查士标勤于学习，但是疏于人际交往，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因为亡明逃世。书法学米芾、董其昌，山水初学倪瓒，后来追吴镇，再后来也是受董其昌的影响。与别家不同的是，他因为家藏许多鼎彝及宋元真迹，故得近水楼台，别具一种鉴别知识，幷以之反哺于画，形成笔墨萧疏、气韵荒寒的绘画面貌，所作有“逸品”之誉。

《溪山草亭图》作于1665年，为其中年所作。绢本，纵193厘米，横47.5厘米。构图疏朗，用笔淡逸，颇有飘缈世外意味，绘画衣钵从近景的溪桥树石的描绘中可知，传之倪云林、董其昌，是典型的查士标面貌。左下方有两方收藏印：“穞园夫妇行箧所携”，“暗将心事许烟霞”。穞园即湖北潜江人易宗菉。易宗菉，字均室，号穞园等，他是黄宾虹的朋友，一位精于金石学的著名书画家，有多种相关著述行世，幷好收藏。《溪山草亭图》为其所藏爱物之一，随其行踪又南又北。易宗菉1969年去世，《溪山草亭图》何时流出易家则不得而知。

《高士临流图》是一幅颇得逸趣的作品。杨文骢为晚明著名画家，字龙友，原籍贵州，客籍金陵（南京），万历47年举人，官至兵部右侍郎。他与弘光朝辅臣马士英为亲戚，幷于马士英中进士之年中了举人，随着马士英的当权而步入仕途。然而在清军大兵压境之时，马士英捆绑财宝仓皇南逃，杨文骢则率军抵抗至战败，被俘后不降而死。杨文骢善交游，与当时文人多有结谊。擅书法尤善行书，所书有清俊之气，甚为时人喜爱。绘画则得吴伟业褒奖，名列“画中九友”之一。《高士临流图》以干笔淡墨绘山水，画面清润，云水交合，画中一长者徜徉山水间，状若觅诗，作品富溢文人逸气。上方有长题，乃一则美文，是以比兴之法对画中人物作赞美。画为“士安词盟”作，未署作年，作画地点为“醉李舟中”。“士安”何人不得而知，但既为“词盟”，即使不是杨文骢的复社盟友，也一定是杨文骢敬重的志同道合的文友，这从长题中可以得到证明。醉李则在浙江桐乡，那是江南水乡的腹地。醉李本作檇李，是一种嘉木，结实为果中珍品，成熟时色红味鲜，啄一小孔，插一细管可以吸食，是其与其它李子不同之处。因其味让人陶醉，所以檇李又叫醉李，乡人以之代指地名，从此这方水土名扬天下。当年浙江嘉兴、桐乡一带，水网比今日发达，苏、锡、常，杭、嘉、湖就是因为四通八达的水网连成一片，乡人出行，非舟莫行。文人们最爱乘舟出游江南，所以醉李又是文人兴会的地方，尤其是每年七、八月份的果熟时节，文人们纷纷前往，品醉李，吟诗作画，不亦乐乎。明中期的吴门画家们就喜欢去那里，明末时候，杨文骢的朋友蓝瑛也常去那里，幷于“醉李舟中”寄兴丹青，他的名作《江皋话古图轴》就是在“醉李舟中”所作。《高士临流图》水墨纸本，纵135.5厘米，横49.5厘米，品相完好，民国时归藏知名收藏家秦通理，右下角“颐椿庐秦通理藏书画印”即为其所钤。

王原祁《仿子久山水》作于康熙庚辰（1700）四月，时年59岁。这件作品与王原祁其它传世作品不同的是，它是一幅绫本山水，这甚为少见，本期通讯有署名文章作解读，可参阅。此作旧裱，右下角有三方收藏印，分别为兰陵、清群簃鉴赏，郁兰堂珍赏。这幅画后来的收藏者是兰州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赵俪生教授，赵教授教学之余酷爱书画收藏，所藏既富且精。然而一场“文革”他的大多数藏品被抄，如今一些藏品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重要收藏。2007年西泠秋拍那本金农、罗聘的《动物花卉合册》即出自赵俪生所藏。赵俪生珍爱书画，一般不对所藏书画重作装裱，而是尽量保持本来面貌；也不对所藏书画钤印题跋，他知画、惜画，但是低调。这与那些幷不懂画，却动辄大字作跋的人违然有别。此画裱工考究，民国手织耿绢挖裱，连史纸复背既薄又挺，圈档平匀无绉，垂地自然。幷以上好织锦镶牙条，牙条上宽下窄，合乎规矩。天杆签条上写有“戊午四月购于津门”数字——据赵俪生后人介绍，这是赵俪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购藏此画时已有旧签。由此我们知道签条是赵俪生之前的某位收藏家所题，而从此画民国手织耿绢挖裱来推测，题签的“戊午四月”应该是1918年。《仿子久山水》问世已300多年，品相却如此完好，是因为那些留名和不留名的收藏者对这幅作品的呵护与珍惜。山水无言，艺术当传之永远！

王原祁（1642～1715） 仿子久山水图 水墨纸本 立轴 1700年作 154×48cm

《历代名姬图》为书画合册，一画一书，各十二开，绢本，各纵66厘米，横46厘米，王朴（字玉樵）绘图，陈奕禧作书法，扉页题“兰蕙衡鉴”。十二幅图绘十二名姬，分别为西施、卓文君、冯媛、王昭君、赵飞燕、蔡文姬、潘妃、红拂、江采萍、虢国夫人、关盼盼、冯小青，绘工极精，书画幷茂。此作原为温州一颇有积藏的人家所有，“文革”时被抄，存温州市博物馆。“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归还物主，但是领还时因为画上缺少藏者印记等凭据碰到麻烦，幸好物主保留了原裱夹板中的一块，凭此再加上户口簿方得领回。1986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据此出版《历代名姬图》挂历，谢稚柳为之题名。

王 朴［清 康熙］ 历代名姬图 设色绢本  册页（二十四开） 画：66×46cm×12 题跋：66×46cm×12 扉页：60×47.5cm×4 59.5×46cm×4

邹一桂《百菊图卷》，设色绢本，纵25厘米，横525.5厘米。据卷上题识，乾隆庚午（1750）“一桂菊花卷春以进，共一百种”，所绘是“先五叔家园艺菊，集诸父分题……赏得七律百首”，此时“一桂方十龄，仅能作举业……”云云。艺菊在清康雍干时期是宦家富户普遍喜爱的一件雅事，大户人家多有园圃，并不惜工本从南方各地购菊种种，植于园内，秋霜初降，园内繁花似锦，争奇斗艳，于是邀人吟诗摹图，不亦乐乎。邹一桂此卷所绘是其五叔家园所艺之菊，但是因为是他10余岁时的往事，距今已历五十余年，当年盛况，尽管思之如在眼前，但记得的是花容，长辈们所吟之诗已不可得，故而绘来情意绵绵，有一份念想在其间。从“一桂菊花卷春以进”一语可知，当年邹一桂应该曾经奉命作《菊花卷》，查《石渠宝笈》，“续编”中二（4） P1198有邹一桂《百菊图》著录。而在此卷题跋中还有“副本以纪……”诸语，因此可以推断此件《百菊图卷》是邹一桂当年“菊花卷春以进”之外的自存副本，这是十分难得的。

张宗苍是乾隆时期的重要宫廷画家，以山水邀宠，一生得乾隆恩遇殊多，曾官乾隆朝户部主事。所作山水，用笔沉着，山石皴染多为干笔，林木间则以淡墨干擦相结合，故其所作有一股葱蔚免俗气息，与宫廷诸家的甜熟之气违然有别。乾隆喜其绘画，宫廷各殿有大量收藏，仅《石渠宝笈》著录就有一百六十件。此幅《松溪观泉图》作于1727年，为其中年所作。水墨纸本，纵111.5厘米，横47厘米，通幅呈现的正是他沉着用笔、淡墨干擦的特点，是张宗昌的山水佳作。此画民国时曾为知名收藏家颐椿庐主人秦通理收藏，品相完好，值得关注。

张宗苍（1686～1756）  松溪观泉图 水墨纸本  立轴 1727年作 111.5×47cm

佚名《乾隆帝后像》，设色绢本，纵62厘米，横121厘米，以西洋法绘着吉服男女半身像。画中男子气宇轩昂，女子端庄贤慧，从各自吉服冠上的饰物、吉服袍上的纹饰看，他们应该是清代某位皇帝与皇后的绘像。经比对北京故宫所藏帝后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乾隆及后妃像卷》，可以确定画中所绘为乾隆皇帝及孝贤皇后。孝贤皇后即富察氏，雍正五年（1727）由雍正皇帝选择与宝亲王弘历完婚，是宝亲王的嫡福晋。1736年弘历继位后于乾隆二年册立富察氏为后。乾隆十三年（1948）二月，在随乾隆去山东祭孔返回途中病故于德州，时年38岁。从人物形象看，所绘是乾隆继位不久面貌。旧裱，品相亦佳，是难得的乾隆帝后绘像。

佚 名 乾隆帝后像 设色绢本 镜片 62×121cm

古代专场的“扬州八怪”作品也极为精彩，计有金农的梅花、书法，郑板桥的多幅墨竹，黄慎的书法，李鳝的十二开《墨花册》，高凤翰的隶书《砚铭》及《芭蕉菊石图》，罗聘的《香雪海图》等等，限于篇幅，仅以金农、郑板桥两家举例。

金农的两件作品为一书一画，画为《红白梅花图》，绢本，纵90厘米，横30厘米，品相完好，钟银兰先生2001年曾为此画撰写鉴赏文章，（见《荣宝斋》2001年第3期），娓娓叙说金农画梅特点，为把握此作提供了方法，可参阅。书法则是金农的一本漆书册页。金农是乾隆时期的书画大家，名列“扬州八怪”之首，画梅花清韵卓绝，绘人物气息高古，作书法——特别是他的漆书，被认为是冬心诸艺中最独具面貌的一项。中国文字的历史如果从形意完备的甲骨文算起，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了。书法是伴随着文字的兴起而兴起的，之后历经大小篆、隶楷行草，字体由繁而简，技法及书法的内涵表达却与之相向，由简而繁，从结体到用笔，一部书法史可以说备览无遗，能够做到和可以想到的几乎都有人去实践了。所以一位书家欲求变化，形成所谓自己面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时它的代价是穷一生之力。但是没有自己面貌就不能称家，无论书法绘画都一样。金农则做到了，不仅出了面貌，而且是大面貌。他的漆书将《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融于汉隶唐楷之间，以大拙返雅的面貌，开前无古人新格——初观漆书，不以为然，再观则美，之后愈观愈美，乃至后味无穷。这就非常了不起，这样的书法绝不入俗流，金农格调之高正在于此。此册为金农63岁时所作，纸本，乌丝栏，19开，画心各幅墨竹，黄慎的书法，李鳝的十二开《墨花册》，高凤翰的隶书《砚铭》及《芭蕉菊石图》，罗聘的《香雪海图》等等，限于篇幅，仅以金农、郑板桥两家举例。

金 农（1687～1763） 隶书册（局部） 纸本  册页（十九开选六） 1749年作 26.7×28.2cm×19